非对称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证据

“上游市场垄断、下游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竞争政策的深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规制地方政策制定行为,降低行业进入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将深刻改变非对称竞争格局。本文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上下游制度性壁垒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非对称竞争格局改变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通过削弱上游制度性优势来改善非对称竞争格局,并促使上游企业增加相对创新产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规制了制度性行业壁垒带来的“隐性补贴”,削弱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纵向加价能力;同时也削减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等“显性补贴”,增加企业成本并减弱了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共同促使上游企业转向创新发展。本文为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纵向视角的经验支持。     

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多重博弈与制度优化

公平竞争审查在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方面具有突出的制度性价值.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博弈论已成为研究存在冲突与合作的群体互动及其理性决策的基本工具.将博弈论纳入产业政策与竞争法学的分析框架,可有效识别和解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行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法律问题及其根本动因,进而在制度激励及其稳定性与制度弹性及其可进化性之间形成合理预期.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涉及央地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并具体呈现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府际权力博弈以及围绕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对抗性博弈或通谋共生等.研究建议,通过系统地构建具有相容性的行政激励与监督治理体系,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持续优化,从而提升市场经济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总量入手,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DID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层面行政垄断会通过推动企业投资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将相对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相对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利润越高、收入越稳定、政府补贴越多、融资约束越低、银行借款越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投资的相对抑制作用在主体越受庇护、市场机制越完善、内外源融资来源越多的情况下呈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抑制行政垄断的庇护渠道而影响企业投资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与政府补贴竞争中性

政府补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克服市场失灵、激励企业创新及引导产业升级转型等作用。然而,由于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国企轻民企的现象,导致我国政府补贴呈现出非竞争中性的特点。鉴于此,文章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的落地推进为契机,研究了公平竞争审查这一“事前规制”形式的竞争政策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政府补贴的非竞争中性问题。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府补贴获取上的差异显著缩小,政府补贴的竞争中性原则更好地得到了实现。同时,文章从政策制定机关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的内在驱动力强度以及企业自身对政府补贴的竞争意愿强弱两个角度,进一步探究了公平竞争审查对政府补贴竞争中性影响的差异,发现小微企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程度、政府资金在企业研发经费中占比高低、行业垄断性与儒家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缓解政府补贴非竞争中性问题上的实施效果。文章的研究对优化我国政府补贴政策向竞争中性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平竞争与企业生产率：配置优化还是竞争逃离？

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及歧视性干预造成了竞争的缺失和竞争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再规制,是竞争政策的具体化,可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受冲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制度推行逐渐深化。这一正向影响在低初始生产率及国有企业等低效率企业中尤为显著,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显著提升了市场主体而非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以致竞争逃离效应显著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不足。而抑制企业寻租活动、破除地方保护和规制行政垄断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进而激发低效率企业竞争逃离效应的重要渠道机制。研究结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地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何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基于区域间贸易的证据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是中国实现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区域间贸易视角,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区域间贸易发展,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措施;究其作用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降低地区市场分割、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促进区域间贸易的发展;在出口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区域间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效果,对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一定启示。     

政府经济行为的运行标准论析——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切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点之一在于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运行边界,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运行标准。政府经济行为既客观存在,但又存在异化的风险,其演变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紧密相关。明晰政府经济行为的运行边界,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效率。     

数据要素、数据财政与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既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也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高质量数据要素生产和数据财政实施提出了时代要求。通过揭示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财政内涵特征、合理边界与形成机理,系统探讨了数据要素、数据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数据资本的形成效率与人口数量、消费支出等成正向比例关系;数据财政存在适度规模,过高或过低的企业税率均不利于数据资本的形成,数据授权使用费也存在相似的结论;数据资本使用效率越高及政府在数据资本支出效率越高,则总体经济增长率越高;数据资本的空间流动及使用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数据财政的顶层制度设计,构建国家层面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平台,保障政府数据开放和市场化运营安全,切实发挥数据要素和数据财政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及效能。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理论阐释

数据要素市场化是数字经济的新现象,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数据是数字技术的基础,也是数字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细胞”.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体现了生产要素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数据要素市场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数据要素作为数据资产,既是过去劳动产品,也是生产投入和生产成本.数据赋能产业是数据应用的特殊功能.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要求加快数据标准化制定、健全数据评估和定价机制、拓展数据市场交易平台、优化数据资源配置、完善数据交易系统.数据要素市场健康运行需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     

数字化、制度环境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中之重,而数字化设施建设和技术运用是驱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化先进制造业转型的重要引擎,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数字化水平与制度环境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明确。基于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数字化水平、制度环境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环境对数字化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U型调节作用;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建议在持续和因地制宜提升数字化水平的同时,还需坚定不移和循序渐进地优化制度环境,进而有效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环境不确定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的经济效应有其一般内在规律和鲜明时代特征,企业数字化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取得实效,还会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中特征关键词的TF-IDF权重值刻画企业数字化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管理能力为内核的企业数字化与TFP呈倒U型关系,且在当前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提升作用;该倒U型关系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更加明显,随着时间推移(滞后1年),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在宏观层面会变弱,在微观层面会增强;管理者短视主义、行业竞争强度和区域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水平对数字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一定异质影响,企业数字化在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下有收敛趋同的可能。以上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数字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对于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组织管理变革,以及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消弥“数字鸿沟”,具有实践及政策启示。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绩效的时空特征及与地方政府的因应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政府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是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探明地方政府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监督和引导绩效较差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促进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17—2020年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城市数据,检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绩效的区域差异,以及公平竞争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取得快速的、实质性的进展,2019年9月提前实现全国范围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覆盖;②实施绩效最优的区域为长三角区域;③长三角区域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前后的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变化进一步表明,公平竞争政策的实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④与设区市相比,县级政府实施公平竞争政策的绩效显著较低。长三角区域的经验在于倡导竞争文化、优化评估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加强反垄断执法与督察监督;加强区域协同、实施联动发展。鉴于此,文章提出,地方政府要从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层面统一认识,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机关引领的竞争倡导、出台本地化实施细则、建立常态化回溯性评估机制、实施区域化协同审查来推进...     

汇率制度、要素错配与中国企业出口绩效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本文分析了汇率制度与要素错配对我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度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要素错配是汇率制度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传导机制,劳动要素错配抑制了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整体及资本要素错配加剧了固定汇率制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我国要素错配普遍存在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双重背景导致我国企业出口陷入"低质高量"模式。考虑异质性因素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由此可以引申出若干打破"低端锁定"困局的政策建议。     

ESG表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在我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促进企业践行ESG发展理念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在贯彻ESG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ESG和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深层次原因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依赖及其累积效应、制度的非中性和利益集团、外部性、权力中心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成本约束等多种因素制约着有效制度供给。为此,政府应着力扫除阻碍制度供给的障碍,将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对种种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是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数据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界定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基于转换倍增和循环倍增路径推导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模型,构建了链式决策优化的分析框架,论证了数据要素通过在宏观层面驱动要素配置决策和在微观层面驱动企业运行决策两条路径产生倍增效应。在实践中,数据要素积累不充分、运用不完善和规制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必须在要素层健全数据整合机制、在产业层丰富数据应用场景、在制度层完善规章制度,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