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农民工流动与农业蓄水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微观证据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市化进程对于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

文章探讨城市化对中国城乡之间不平等以及农村地区内部不平等的影响。主要着眼于中国城市化的两种形式：劳动力流动和农村工业化。文章认为,城市化进程对于农村内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呈正相关。户籍制度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对于农村内不平等和城乡间不平等有显著作用。由于户口制度的实行,政府对于当地城镇企业录用非城镇居民已有名额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就业歧视,这使得农民工收入工资水平较低。此外,在城镇工作的农村户口居民是无法在城镇地区享受当地的补贴和福利。文章认为,这两个问题共同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增大。同时,由于各地区不平衡的就业机会,农村工业化也会使得农村内部差距加剧。不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从长远来说,农村工业化可以减少城乡差距。文章认为,政府应该赋予户籍制度更大的灵活性,同时改善农民工的福利状况。对于西部地区,目前对于长期存在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外出从业、农村不平等和贫困

本文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课题组"(RUMiC)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使用两种互补的参数和半参数方法估计农村住户劳动力外出从业如果未发生时的农村居民反事实收入分布,进而比较基于反事实和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和贫困指标值,以考察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农村住户劳动力如果不外出从业,将更加集中地处在农村收入分布的中低端;而农村住户劳动力的外出从业降低了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     

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探索过程中,教育、职业培训、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基于2010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语言表达和人际关系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交能力综合指标,重点探讨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两个子维度指标的影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和代际差异.其次,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迁移距离越远,社交能力的影响则越弱.此外,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文章聚焦于社交能力,为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劳动合同效应以及信息优势效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高阶收入风险、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论证了高阶收入风险的存在及其异质性,并研究了高阶收入风险对收入流动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优化收入冲击结构、消除高阶收入风险能够提高收入流动性、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的风险,并且能够降低消费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因此,政府一是需要保就业、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防范劳动者受到失业等极端收入冲击的影响,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晋升体系,降低劳动者在工作阶梯下滑的风险。     

农民工农业收入对其流动行为的影响分析

文章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农业收入对其外出务工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是农民工工资得以长期不涨的重要条件,但农民工的农业收入在增长速度最终要受制于农村劳动力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此时要保证农民工规模不缩小,就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并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2003年农民工如果放弃其农业收入,将不会有人外出务工,进一步地,算出了同年农民工所需最低农业收入。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建议。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