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

运用Pagano（1993）金融与经济增长模型和Wurgler资本配置效率,给出计量宏观金融效率的综合指标,对中国宏观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VA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宏观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宏观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相反,经济增长对宏观金融效率有显著的“需求引致”效应。     

金融发展抑制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来自江西省的数据检验

以扩展的Odedokun“二分法”模型为基础,建立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运用1952-2011年的年度数据,分析江西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三点结论:(1)影响江西经济增长的不仅仅是金融发展规模,还有金融发展效率. (2)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江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为正相关关系,说明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 (3)江西金融发展效率单向影响江西经济增长,且对江西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说明江西金融发展效率的低下,抑制了江西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扩大江西金融发展规模,提高江西金融机构存贷比,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鼓励居民消费与投资,适当降低储蓄率,提高边际资本生产率等措施来促进江西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陕西省198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采用共积性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陕西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金融发展指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中介效率指标选择存贷利差和存贷比,经济增长指标选择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研究结果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存贷利差的缩小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     

十五期间中部六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部六省与江浙两省金融发展差距,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十五期间中部六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发现金融相关率与存贷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十五期间对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效应。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以甘肃省为例,选取实际GDP、金融相关率两个指标。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1985～2010年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来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意见和建议。     

金融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贡献研究

从两个角度考虑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度量: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H);三次产业中各增加值比重变化与就业人数比重变化,以此定义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度(RO).选取金融服务业对第三产业贡献率、M2/GDP比率两个指标,分别建立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直接贡献模型及间接贡献模型.模型结果得出:金融服务业对第三产业贡献率每变化1个单位,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将同向变化1.366个单位;金融相关比率每变化1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度将反向(最优优化度方向)变化0.624个单位,当金融相关比率达到2.5时,产业结构达到最优状态.     

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1980—2007年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1980—2007年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我国总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GD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增长是总体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农村经济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GDP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金融系统功能的解释与比较

金融系统功能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中联系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两种理论的一条主轴、核心与关键,是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石。通过对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两个分析框架下关于金融功能的不同解释即资源配置效率与产出效率进行分析与比较,发现两个分析框架并不矛盾,配置效率关注金融的质量,而产出效率则关注金融的数量,将两个视角的分析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金融系统功能,也有助于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特征,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

利用C-D函数,选取全国农村的贷款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及农村GDP作为指标,采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因此,国家应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农村的金融经营体制,加大对农村的信贷支持,实现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扩展两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

借鉴Feder(1983)两部门模型的思想,构建了一个改进的包含金融部门和实际经济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全国样本实证估计结果表明,以各省银行贷款总额为测度指标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以投向非国有部门的贷款总额为测度指标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关系。从三大地区估计结果来看,以各省贷款总额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以投向非国有企业的贷款额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地区都是显著的,但显著性程度和大小从西部到东部依次增强,充分说明我国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效率较高。     

中观经济金融统计监测指标选择:标准化与规范化

目前,辖内分支机构的经济金融分析,尤其是经济分析的指标选择较为多样化,为了使央行分支机构对辖区经济金融的分析监测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我们有选择地借鉴美联储等机构的监测体系,结合我国实际,初步提出涉及经济增长GDP、工业增长以及行业分析、财政状况、通货膨胀与就业、投资、国际收支指标、信贷与利率指标、收入与消费指标、货币供应、证券保险的十大指标体系,希望通过充分讨论,不断落实完善.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FDI则对经济增长效率有显著抑制效应,二者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进一步强化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金融发展水平是发挥FDI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分区域来看,下游地区与长江经济带总体回归结果较为一致;中游地区金融发展和FDI对经济增长效率均有抑制作用,且二者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均依赖于对方的发展情况;而上游地区金融发展、FDI均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当金融深化超过一定程度时,更有助于发挥FDI正向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     

云南省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及第三产业动态关系研究

在云南旅游经济强省建设背景下,本文选取云南省1990—2013年旅游发展、第三产业、GDP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E-G两步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对云南省旅游发展、经济增长、第三产业长期以来的动态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云南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2)云南省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提高1.9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提高1.407个百分点。比较而言,整体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比第三产业增长的影响更显著。     

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本利用Cobb-Douglas Function及Pagano和Marinde的方法，从资本市场筹资与产出的关系和资本市场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两个方面，对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和结构变量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虽然在近几年发展较快，但是仍然不能取代间接融资方式的主体地位。但随着整个股票市场的完善，直接融资对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实现功能将逐渐表现出来。     

偏向性的土地供给政策是否抑制了金融深化的经济效果

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企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作为分析起点,采用信贷配置效率度量金融深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的程度,利用199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偏向性土地供给政策下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土地供给偏移的政策背景下,人口密度与房地产投资的匹配对区域间信贷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增加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所引致的房地产投资与地区人口规模匹配,有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提高;紧缩的用地政策提高了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成本,抑制了该地区信贷配置效率;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小,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引致房地产过度投资,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总体来看,以公平为目标的土地要素区域平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甘肃省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实证分析

基于金融与经济互动的事实,在没有设定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利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甘肃省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探索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途径。实证结果表明从典型模型、结构分析以及解释能力方面可以验证甘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外均不协调,结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可得出甘肃省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矛盾,金融效率与金融发展冲突和经济增长与市场投资主体脱节等三个主要结论。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文章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国外实证研究中提出的不发达国家服从“供给主导说”，即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观察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的状况，似乎并不满足这一结果。针对这个疑问，在简要介绍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后，选择FIR和GDP两个指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进行统计检验，认为两者主要是双向因果关系，而现阶段是经济增长引致金融发展，并对结论进行总结和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效应:互联网金融的宏观效率研究

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改变了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配置方式,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融通功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微观主体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创新冲击的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市场产生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的月度面板数据,分别从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金融创新对消费市场、投资市场以及经济总产出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创新通过融资效率提高使得市场利率下降,间接有助于社会投资、消费增长而促进整个经济增长。针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提出相应的监管对策以引导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规模指标还是效率指标来看,中部的金融发展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中部崛起必须依靠金融的推动力,金融发展需要与经济增长互动协调。     

咸阳经济如何获得更多外部资金支持

通过对成阳2000年至2007年间金融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发现该市在将存款转化为投资、提高生产能力方面有欠缺;固定资产投资侧重于当年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遣,银行信贷款对成阳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足.应提高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大金融支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获得外部资金支持;提高企业融资能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