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发展权制度构建刍议

农地发展权（Right of agricultural land development）是指农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时而产生的土地增值利益，是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国有化，然后再进入土地市场，即改变农村土地使用性质而产生的增值利益。由于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对农地增值利益——农村土地发展权（以下简称农地发展权）规制的空缺，农民权益无法得到维护和落实，特别是大量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给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确立农地发展权已迫在眉睫。农地发展权制度在国际上以已被普遍适用，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构建和完善该制度，对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国的农地制度与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阶段.实践证明,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在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征收税赋制度、国家征收和征用农地制度、村级自治组织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必须实行农地所有权国有化;农地产权家庭化,同时,国家应及时调整对农村的财政、征用农地和税收政策;制止村民自治组织政权化,大力精简县、乡(镇)、村的机构与人员;逐步取消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     

农地征用制度:基本矛盾下的产权博弈分析

我国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征地制度对农地所有权的强行征收,直接破坏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致使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清晰且有保障的农地产权制度是运用价格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和关键.现阶段,应当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培育和完善土地交易市场,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规范政府征地行为,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农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相关土地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但在征收农地用于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没有体现土地的权益和真实价值,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农地发展权。通过介绍农地发展权的含义,并对农地发展权的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权益保障的关键在于明确土地权益,赋予农民拥有农地发展权,保障农民有权获得农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矛盾

农地征用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分析转型时期农地征用矛盾的基础上,我们剖析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探索农地征用矛盾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进而揭示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农地发展权与农民农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农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农民农地产权归属紧密联系。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准确厘定农地发展权,从而合理分配农民农地价值增值收益。     

论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变迁

我国现行土地法律制度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现实已经不相适应.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农地的产权残缺及其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日益强化,限制了农地的流转,而经济主体对潜在利润的追求又诱致着新的制度变迁.为此,需要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或调整,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关于我国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思考

农地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我国现阶段究竟要不要构建农地金融制度还存在争论,在分析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缺失原因的基础上,得出我国需要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结论.借鉴国外经验,在探讨构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后,从制度运行基础建设和农地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具体设想.     

农地征用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各参与方的利益调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府行为理论进行梳理，并将其应用于当前的农地征用制度变革，指出地方政府在主导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行为“错位”现象，而不仅仅是“缺位”和“补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消除所谓的“诺斯悖论”。     

征地补偿费受偿主体及农地发展权归属探究

理论界对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以及补偿的标准等研究较多,而对征地补偿费受偿主体及农地发展权归属研究较少,尤其是农地发展权,其主体是农民集体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理论研究鲜有涉及。本文提出在土地征收中．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作为独立的征地补偿费的受让主体,并且土地发展权归属农民集体。     

我国农地非农化中的耕地发展权交易机制研究

我国农地非农化配置实行的是指令式的计划配置机制。在这样的配置机制下,农地非农化很难达到最优的空间配置效率。通过理论模型论证分析得出结论：耕地发展权的设置及其交易机制的建立,将可以实现最优空间配置效率。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耕地发展权的归属及交易机制建立等问题。     

农地价值构成与农地产权设置的经济学分析

农地价值分析是构建农地产权制度的前提,是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基础。本文通过建立农地利用动态最优模型来深入探析农地的价值构成及其属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农地产权的界定及其各子权利柬的价值内涵。     

农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一户经营多块土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入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深入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地确权作用于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单从这条路径来看,农地确权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而且要使农地向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要改善农户的分散经营状态,才能显著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然而,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对该路径形成阻碍,导致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基于2019年在吉林、江苏、四川三省297个村庄抽样调查的1058份问卷,运用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反映出当时样本村庄的农地确权还未有效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在确权后的土地转入概率较高,但最大地块面积较小,而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比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最大地块面积较大的农户比最大地块面积较小的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更高,表明在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中土地转入具有遮掩效应、最大地块面积具有中介效应。可见,农地确权提高了已确权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土地的转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地确权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但并没有加大最大地块的面积,由此带来的经营分散加剧可能正是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低于未确权农户的原因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土地流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针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研究,也细化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不但要继续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还应扫除阻碍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障碍,加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引导和农村土地整治,促使农地向高效率经营主体集中,并努力解决农户多地块分散经营的问题,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升。     

失地农民"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只有了解农民的真实意愿,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城市化的良性发展。我们在研究失地农民接受补偿的影响因素时,利用线性到对数模型、Logit模型,分别检验了农民希望得到补偿的标准、是否希望得到非货币补偿以及转让土地的倾向等影响因素,并根据计量分析结果,提出改革现行征地补偿政策的具体建议。     

劳动权涵义辨析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劳动权的主体是自然人，客体是劳动力，义务相对人是国家、社会和用人单位，内容包括工作权、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劳动保护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障权、劳动福利权、参加和组织工会权、民主管理权、劳动争议处理权。劳动权具有综合性、复合性、个体性的特征。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研究述评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滥觞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重在对国外农地金融制度的介绍、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衣地金融制度曾有试点,理论研究上延续了以往国内外制度比较研究的路径,但更突出了制度试点的现实背景及其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农地金融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必要性上基本上形成了建立该制度的共识;在可行性上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分歧源于农村土地权利配置的现状。消除分歧与推动农地金融制度建构需要研究转向。     

闽台农业合作中的农地租赁问题探究

实现农地在农户与台商之间的合理流转,是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与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需要.分析农户与台商的农地租赁行为发现,租赁价格与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租赁的主要因素.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稳定台商农地租赁使用权,同时积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当前闽台农业合作中的农地租赁问题的重要思路.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重构

近年来,学术界对公民基本权利及公民基本权利修宪十分关注,但有关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重构的文章或著作并不多见。笔者拟从公民基本权利的道德根据,即人权、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等三个方面重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