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水稻生产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评价

一、问题的提出在过去的几十年 ,我国南方稻区在水稻的生产上只是重点追求高产 ,水稻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口粮的需要 ,而对稻米的品质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更谈不上水稻生产的经济效益。如今 ,水稻科研和生产部门在对稻米的品质优化越来越重视的基础上 ,更重视水稻生产者有无经济效益以及效益如何。据不完全统计 ,2 0 0 0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约为 6 33万公顷 ,其中优质稻面积所占比例约为 5 0 % ,这在 1 999年优质稻所占比例 37%的基础上提高了一个较大档次。其中 :广东省优质早稻播种面积为 75 .33万公顷 ,占早稻播种面积的 6 2 %。湖…     

常德市水稻生产效益研究

本文对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桃源县、鼎城区水稻生产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常规稻直播成为常德市早稻生产的主要方式;中、晚稻以杂交稻和常规优质稻为主;优质杂交稻的生产效益显著高于普通稻谷种植;种植技术对水稻生产的产量和效益具有重要影响。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提高水稻种植效益的角度,提出了发展加工专用早稻和在中、晚稻中推广优质杂交稻的建议;从有利于产业长期稳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减少直播,推广机插和抛秧栽培方式,培训农民、加速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化生产和订单生产的建议。     

中央财政2012年投1亿元支持早稻集中育秧试点

2012年3月，农业部在湖南召开南方水稻集中育秧暨早稻生产座谈会，分析早稻生产形势，研究落实早稻集中育秧，安排部署早稻生产。中央财政首次专项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早稻主产省开展集中育秧试点。会议提出，当前南方地区要突出抓好早稻集中育秧等关键技术措施，全力促进早稻稳定增产，     

粮食安全背景下早稻生产的战略价值与发展路径

粮食安全对于保障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水稻在我国粮食作物中具有关键地位,在粮食安全“紧平衡”背景下,发展早稻生产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早稻生产规模整体上逐渐缩减,近年来更是面临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时下降的趋势。其主要原因除了外部宏观环境的挤压外,还包括单季稻对双季稻的替代、粮食支持政策效果递减、土地层面的制约三个方面。未来应当从强化早稻支持政策、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开展早稻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入手,探索发展早稻生产的有效路径,多措并举推动早稻生产恢复和发展,更好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南方早稻后期田间管理技术

我国早稻生产主要分布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稻区的9省(区),约占全国早稻面积的99%。目前各地早稻已进入大田中后期管理阶段。在水稻生产的关键时节,为促进早稻丰收,应加强早稻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具体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动因分析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生产二重性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是与当前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一种生产关系,是符合农业生产二重性特点要求的农业生产方式。家庭农场适应当前的制度环境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应用,也有利于增加农业收入。     

早稻：不可或缺的粮食品种

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水稻最多的国家。水稻家族中的早稻占有相当的比重。在粮食短缺年代,大力发展早稻生产,是南方水稻产区的一项基本方略。历史上早稻曾为粮食总量平衡、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钣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供给形势的好转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早稻米因其口感较差等原因,市场需求量下降,价格下跌,产量近10年来在逐步下滑,2000年与1990年相比,产量由5164.9万吨下降至3747万吨,绝对值减少1417.9万吨,降幅达27.45％。早稻产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种植面积的减少。这当中有调整农业结构、淘汰市…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农村税费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在追求产出最大化和租金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制度变迁。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由我国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具体地说,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是一次需求回应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并酿成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恶性“农税案件”。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中央政府对农民强烈的减负需求的一种回应。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浅探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一系列政策推动和制度变迁,农民收入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成果显著。但农民收入增长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增长过程从1978年至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这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加上国家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由于多种经营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相对速度较慢;第三阶段从1989年到1996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农产品市场不稳定,短缺与充裕交替发生,农民缺乏市场意识,收入出现较大波动;第四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回顾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63年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历史变迁,每一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变迁,都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具有特殊优越性：一方面集体土地产权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是农村长期得以稳定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重要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