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M2/GDP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国M2／GDP畸高的原因十分复杂。本从M2的构成入手，深入探讨了M2／GDP不断攀升的理论成因，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M2／GDP畸高的主要原因：经济的货币化，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储蓄率居高不下以及国家的债务状况。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货币控制问题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水平除个别特殊年份以外，都比较低，还有一些年份出现了负增长，1953-1978年M2平均增长率只有9.7%，M1只有8.6%，M0为7%。改革开放之后便开始了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的历程：1979-1988年是第一个高增长时期，十年中M2平均增长25.9%，M1平均增长21.1%，M0平均增长25.9%，1988年之后，货币供应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特征，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显然都继续保持了高增长；但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虽然都继续保持了高增长，但M2的增幅显然更高，从而使M1与M2差距拉大；1978年时，M1与M2余额相差无几，到1988时，M1相当于M2的三分之二，到1998年时则下降到只有37%，M2大幅增加，说明我国经济中准货币成份迅速上升。     

我国M2/GDP比率畸高的原因浅析

M2／GDP是常用的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相对于GDP的比率M2／GDP不断上升,2003年高达1．63,居世界之首,而同期美国只有0．67,与我国经济水平相近的印度则只有0．6。本文主要从经济货币化进程、金融体制的影响、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分析产生此现象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从实体经济面探析中国高货币化现象

经济货币是特定时点货币化经济量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而M2/GDP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广化和深化的重要指标,但是我国的货币供应量远远高于经济发展,M2/GDP趋势呈现与理论不符的畸高现象。造成M2/GDP畸高的原因可以大体分为内部的货币化传导和外部的经济体系两方面,本文主要从实体经济面出发,对我国"高货币化之谜"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当前货币供应量(M2)是否适度的分析与研究

近期,货币供应量(M2)及信贷数据波动引起市场高度关注,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进一步宽松,避免可能出现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M2余额过高,有潜在通胀分析,货币政策应进一步紧缩。本文将对当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下一步货币政策的相关建议。     

广义货币M2增速放缓之谜

本文发现，2011年以来迅速发展的银行资产创新业务，影响了真实货币乘数增速 近80%的变动，主导了M2增速；而央行调控的外生基础货币增速对M2增速的影响可以忽略。 2017年以来，金融严监管压缩银行资产创新业务，造成其派生存款增速下降，是近期我国M2 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金融监管维持高压态势，同时央行维持较低的基础货币增速，M2增 速将出现过快下滑，冲击实体经济。这对货币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实体经济”之 间寻求平衡提出严峻挑战。     

中国M2／GDP过高的原因分析——基于货币供求理论的研究

货币经济化是一国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货币体现,反映了一国金融深化的程度,通常用M2/GDP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这一比值上却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分析金融体系的这一特殊现象,本文从货币供求的角度展开分析了中国M2/GDP过高的原因.     

症结究竟在哪里——当前宏观经济波动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分析

一、中国的经济尚未摆脱以往的循环模式中国自从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次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分别是1978—1982,1983—1987,1988—1991年的波动。从1992年起,经济增长的热度回升,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波动周期,也就是进入了第四次周期。在当前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再次突出出来的时候,及时对我国的经济波动进行一些回顾、比较与分析,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运动的特点与问题,有一更清醒、更正确的理解,制定更好的反周期对策。     

中国M2/GDP畸高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不断攀升,已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难解之谜。即使在流动性加快、通货膨胀升高、经济持续过热的2007年,M2/GDP仍然高达1.6166。本文通过对多个渠道的分析来探讨M2/GDP畸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抑制M2/GDP畸高的政策建议。     

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特征的统计分析

货币供应波动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考察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的历史转迹不难发现，中国货币供应在1952-2001年间已经经历了六次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从波动的性质来看，六个波动周期都属于增长性波动周期，周期长度和周期波幅则各异。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的阶段特征表明货币供应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中国货币供应波动持征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货币政策的执行等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了1978-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对外贸易的核心影响因素;无论是名义汇率还是实际汇率,都不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中国的贸易顺差来源于中国得天独厚的成本优势以及美国对中国不当的贸易政策。因而,要解决中美之间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必须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河南省财政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研究

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通过分析1978～2008年河南省财政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河南省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与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河南省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科技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1.052%。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业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和贡献率、M2和金融业机构存贷款余额增长速度、价格波动、金融相关比率变化和股票市值占GDP比重变化等多角度的分析发现,中国金融业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总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近十年两者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有所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

运用经过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对1978-200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很快,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规模数量的扩张.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就必须从低质量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     

对中国各省资本存量的估计及典型性事实：1978～2008

本文通过对基年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数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折旧率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和计算,并利用永续盘存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省资本存量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估计。进一步回归分析得出,资本存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资本产出比率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与经济理论及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The Declining Credit Quality of U.S. Corporate Debt: Myth or Rea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downgrades in corporate bond ratings ha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upgrades, leading some to conclude that the credit quality of U.S. corporate debt has declined. Howeve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is apparent decline in credit quality is that the rating agencies are now using more stringent standards in assigning ratings. An ordered probit analysis of a panel of firms from 1978 through 1995 suggests that rating standards have indeed become more stringent, implying that at least part of the downward trend in ratings is the result of changing standards.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采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1995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总体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不同公共投资项目的拉动效应在区域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我国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现象的实证分析

1978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省际间的差异也在持续不断的扩大。本文以收敛性理论为分析基础,从固定资产投资角度对1978-2007年间我国省际间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β趋同,但是存在俱乐部趋同,东部和西部趋同比较明显,而中部趋同不明显。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主体细分,以论证固定资产投资各主体投资行为差异是否是条件β趋同的因素。     

An Analysis of Thai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1997 Economic Crisis

We focus on listed Thai companies between 1993 and 2002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1997 economic crisis, which we refer to as an economic disturbance, had an impact on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Both changes in measurement and disclosure practices are considered and the period of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ub‐periods: the pre‐economic crisis period (1993–96), the economic crisis period (1996–98) and the post‐economic crisis period (1998–200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disclosure levels over the ten years but no substantial changes in measurement methods. This work takes on added relevance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nt (2007–08) economic bubble and subsequent financial crisis worldw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