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安全例外对单边贸易制裁的有限治理——基于“俄罗斯过境限制案”的分析

对成员方援引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采取的单边贸易制裁,DS512案专家组除了明确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外,还提出善意解释基本安全利益和最低限度合理性两项要求,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争端解决机构在该条款具体适用问题上的审查权。然而,从专家组对条款的解读来看,其审查明显具有弹性,基于安全例外问题的双重属性,基本安全利益和最低限度合理性的定性模糊以及制度供给的不足,实际意味着争端解决机构对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介入审查有限,即有限治理。在应对美国以安全例外之名施加钢铝关税制裁时,理性看待WTO规则治理的效果,并在规则治理之外,设置WTO改革议题,以宏观制度层面的对话磋商促进具体争议的解决,无疑是一条更为合理的路径。     

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合理适用

WTO安全例外条款解释的不确定性使该条款为WTO成员任意适用提供了可能性。乌克兰诉俄罗斯运输限制案中,专家组从管辖权、法律要件及法律解释三方面对安全例外条款做出了正式规制,并以国际公法上的善意原则对WTO各成员的行为进行反面限制。结合TikTok被禁案,笔者在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出界定后,从言论自由和反对主权扩张两个方面,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的非正当性和不可行性进行论证。最后,为避免国家安全滥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我国应该遵循国家安全内涵扩大化趋势,明确适用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态度及立场,加大对安全例外条款的研究力度,积极援引安全例外条款审查贸易制裁的正当性,维护我国国际贸易安全。     

“超WTO条款”法律适用研究:基于中国“稀土案”的考察

在WTO体系中存在专门适用中国之规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加入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在这其中又包含不少"超WTO条款(WTO-plus provisions)",是中国承担"超WTO义务"的文本体现。新近"稀土案"再次将"超WTO条款"与《WTO协定》,尤其是与GATT例外规则的关系问题置于关注视野。立法上的不足导致目前司法裁判者对"超WTO条款"的适用采取区分对待,争端各方对此则各抒己见。"稀土案"的裁决表明即便裁判者内部对同一"超WTO条款"的适用也存在分歧,并出现"单独裁判意见"。对此适用争议,短期内试图通过顶层的立法澄清恐难实现,为此可考虑通过WTO决策机构"专有解释"的第三条路径,弥合对该问题的分歧。与此同时,"稀土案"及其法律适用,将为中国参与全球规则谈判和国内治理带来诸多启示。     

反垄断法实施中的贸易保护条款

当今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对于具有一定合理性,并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有利的垄断常予以豁免、允许甚至鼓励,这也正是各国反垄断法中都有"贸易保护条款"的根本原因.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第6款对贸易进行了保护性规定,将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安全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中,该条款的具体适用有待进一步明确及细化.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研究——以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面临的"非排除措施"(NPM)问题,涉及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例外及投资风险承担方面的政策差异。正常情况下,东道国按照BIT的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一旦出现NPM条款中列明的特殊情况,东道国即可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由于NPM条款中涉及的目标抽象,因而容易产生滥用N PM条款的可能性。为确定NPM的适用条件,有必要对条款中的关键词加以解释,并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接受美国式NPM条款以及如何制约该条款的滥用问题,本文将从NPM的功能和结构、条款解释、审查标准等方面分析NPM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并结合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方面的考量,做出初步的结论。     

论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兼评“美国远程博彩案”与“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

审查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美国远程博彩案"和"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专家组利用以往审理例外条款的经验,循着子项——序言的逻辑,对子项"必需性"的测试渐趋成熟,序言部分则未有发展。专家组对该例外颇具个性的"公共道德"之内容和范围的界定主要停留在当事方的官方声明上,并倚赖其他国家的类似贸易做法,呈现介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折衷倾向,其直接导致公共道德证明标准的不确定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借鉴其他国际组织对于该类条款的解释方法和裁决结果,是目前较为可行和稳妥的途径。援引该例外的当事方应举出除官方声明等之外的包括民意调查、国际组织的实践等证明争议措施基于保护公共道德目的。     

从安全例外到规制合作——数字贸易中网络安全问题治理范式之转型

如何兼顾数字贸易和网络安全是一项棘手难题。各国通常援引贸易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将违反数字贸易自由化义务的网络安全措施作为一项免责例外，但此种安全例外范式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当前地缘经济竞争逐渐消解孕育安全例外范式的贸易和平论思潮，网络安全冲击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形塑的WTO安全例外规则框架，新近缔结FTA中的数字化安全例外条款也不脱此种范式的窠臼。FTA网络安全合作规则昭示的规制合作范式契合数字贸易与网络安全之间的共存关系和互联网治理的多元利益攸关者模式。从安全例外范式转向规制合作范式要求各国就数字贸易政策去安全化形成共识，然后借助多种协调工具促进数字贸易措施的一致性。     

公共政策理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违反当地公共政策是法院拒绝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但是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限制公共政策滥用是目前各国立法和实践的趋势。"国际公共政策"概念的提出为限制公共政策滥用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明确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强制性规则和国际义务的异同。我国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在规定了公共政策例外的同时,也对于其适用进行了限制。     

从WTO非歧视原则具体规定看培育我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内法建设

从WTO非歧视原则具体规定看,该规定可以直接适用进入我国境内的外国人、外国货、外国服务。从国内与WTO非歧视原则相悖的典型案例看,为了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同时也是履行WTO国际承诺,我国尚有条约国内适用系统立法(主权国家关于国际条约的立法法)、反歧视国内转化立法(将WTO非歧视原则转化为针对"内内一致"的国内法)、修改《行政诉讼法》使其与WTO司法审查标准一致等立法任务。     

竞业限制:寻求劳资利益的平衡点——兼论《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款、第24条、第90条

狭义的"竞业限制"制度是对劳动者就业选择权的限制,是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方式之一。《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款、第24条和第90条规定了劳动关系中的"竞业限制"。这些条款使劳资双方权利义务更加明晰,立法技术明显提高。但同时,该法的规定并不周全,尤其是在竞业限制的期限、用人单位支付补偿金、劳动者承担违约金方面。目前亟待出台相关法规、政策予以补强,以更好的寻求劳资双方之间利益的平衡点。     

试论我国人身保险合同宽限期条款——兼议新《保险法》第三十六条

宽限期条款在我国是人身保险合同的专有条款,对于避免人身保险合同非故意失效、保障被保险人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概述了宽限期条款、并从投保人和保险人两个角度探讨了立法规定宽限期条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评价了《保险法》新引进的催告程序,同时分析了新《保险法》第36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关贸总协定1994第20条中环保例外条款的适用及困惑

贸易与环境问题是一个涉及国际社会多层面、多领域的复杂而重大的问题,已成为世贸组织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世贸组织环保例外条款承认了各国国内环境政策的合法性,但运用不当易演变成贸易保护手段,从而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关贸总协定1994第20条(b)、(g)两项立法主旨、适用条件的阐释,揭示了这些条款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促使世贸组织环保例外条款公正有效地实施,并期望对我国外贸政策的选择有所裨益。     

WTO例外条款:理论解析与中国实践

例外条款是WTO平衡贸易目标与非贸易目标的重要条款,它对设置义务的一般性规则或原则加以限定或限制。在WTO争端案中,被诉方可以援引例外条款来抗辩被诉措施的合法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为识别例外条款确立了一些标准,如对例外与排除适用规则进行区分、考虑规则本身的性质及重要性以及将当事人的态度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等,但实践中却并未完全遵行这些标准。肯定性抗辩是争端解决实践中与例外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例外与肯定性抗辩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基本在大体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中国应在未来的争端案中更多地提出例外条款抗辩,如获支持将极大地维护我国的权益。     

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革新及对中国的启示——以欧盟最新国际投资协定为视角

作为国际投资协定的核心条款之一,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囿于该条款规定的模糊性,仲裁庭往往对其作出扩大解释,以保护投资者利益,所以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实践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几乎到了无案不涉的程度,这严重损害了东道国对外资的规制权。鉴于此,欧盟在其最近参与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作出了一些澄清和革新,以求平衡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主权利益。     

未见较大分歧--WTO多边投资框架中的例外条款与国际收支安全保障

例外条款及国际收支安全保障虽然不是多哈议程的主要内容,却是多边投资框架(MFI)中七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因为WTO的GATT、GATS在例外条款及国际收支平衡的保障方面均有具体规定,在WTO范围内谈投资,这一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国际投资视域下单边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当前单边制裁在国际投资领域被越来越频繁使用,其合法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国际投资协定在投资准入阶段适用的范围有限,难以对东道国实施的正式制裁进行有效规制。对外国投资活动和投资存在采取单边制裁可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禁止征收、资金自由转移等投资保护的实体性规定。从资本输入国角度而言,投资审查机制可能被用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变相”单边制裁的工具,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也可能为排除单边制裁的不法性提供抗辩依据。因此,由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判例的相对缺乏,对国际投资领域单边制裁合法性的认定需结合国际投资协定相关条款进行具体分析。我国应加快构建和完善国际投资领域的安全审查和反制裁立法,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SPS协议与我国动植物卫生检疫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关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旨在降低各国保护国内市场的壁垒,其中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在达成了关税约束减让和出口补贴消减比例的同时,很多国家担心一些进口农产品的国家会利用GATT第20条第2款的一般例外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一项措施对保护人类、动植物和生命健康是必要的,该措施就可以被免予执行其他GATT的规定,但GATT及其他所有协议对所采取的措施的范围、方法、程度没有清楚和详细的规定,为防止一些进口成员方政府打着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旗号,制定各种限制进口…     

GATT第20条引言在环境贸易争端中的司法寓意和最新发展

GATT第20条(b)款和(g)款常为成员方在环境贸易争端中援引,但往往因无法满足第20条引言对环保例外条款的限制而在争端中失利。引言作为对例外条款的限制,防止成员方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其司法含义自海虾—海龟案的诠释后,在巴西翻新轮胎案中又得到进一步丰富,中国政府应关注引言的司法含义,以防在实施第20条环保例外条款下的进出口限制措施时违反引言的限制。     

论实质公平原则对中美投资协定的适用

分析了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实质公平原则的理论内涵,对实质公平原则适用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依据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实质公平原则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适用的整体设想和具体建议。中国应以"实质公平"为宗旨和根本原则,对固有的"公平公正待遇"进行完善;以实质公平原则为宗旨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进行修正;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利益方面的例外规定;强调对国有企业中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实体和产业区划,要进行纵横交错拉网式的负面清单的条约保留并给予较长的过渡期;侧重加强对金融服务业的整体产业之核心利益的坚决维护;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项下适时植入"同等技术的产品质量条款"和"相同标准的售后服务条款";例外规定中突出共同但有差别责任的环境保护条款和劳工保护条款的细化;负面清单的列举一定要谨慎,充分考虑民族利益,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国民的根本人权;其他未尽事项,适用兜底性条款,并以明显违背实质公平原则为标准或门槛。     

中国诉美国对来自中国某些货物的关税措施(301条款)案评析

中国诉美国“301条款”关税措施案源起于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出具的301调查结果而对中国采取的单边征税措施。专家组在报告中鼓励平行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开展的双边谈判,认定美国违反了最惠国待遇义务且不能援引“公共道德”例外免责。作为中国诉美国关税系列案的第一案,本案对理解与适用GATT第20条的例外规定、DSU第12.7条和第23条的规定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单边主义大行其道、WTO上诉机构瘫痪的背景下,面对美国滥用其301条款发起的种种挑战,中国如何运用国际法规则、尽善尽美地维护自身权益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