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房决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基于微观企业的涉房决策,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考虑了内生性选择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考察了涉房决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作用和异质性效应.估计结果表明,涉房决策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平均处理效应为1个百分点,市场竞争程度和税收激励也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涉房决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在房价上涨较快地区更加明显;涉房决策对研发依赖度不同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存在差异,对研发依赖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抑制效应更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企业涉房决策和企业创新行为的理解,对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研发投入强度、内部控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剔除环境和随机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计算，并实证检验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内部控制在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制造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来自美国实体清单政策的证据

本文使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美国BIS施行的实体清单形式的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体清单政策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在PSM-DID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实体清单政策对非国有企业、高固定资产比例企业和高资本密集度企业的影响更大,主要通过削弱企业绩效、增加企业融资难度两个渠道影响企业的投资水平;实体清单政策风险显著降低同行业非受限企业的投资水平,而企业的绩效和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在实体清单政策风险的影响中仍然成立。最后,本文针对如何应对出口管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创新的市场价值了吗——基于“沪深港通”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沪深港通的准自然实验,选择2012—2019年沪深两市公司数据,建立固定效应的PSM-DID模型,探究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企业创新研发向市场价值转化机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政策实施促进了企业创新研发向企业价值的转化,提高创新研发投入的转化效率,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在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或信息环境较好的公司更为显著,验证了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微观经济实体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技术董事、研发投入与可持续增长

文章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以2008-2015年中国披露了研发费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中介变量方法对技术董事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而作用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情况进行研究，并量化了这种中介作用的大小。研究结果显示：（1）技术董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实现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技术董事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技术董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研发投入实现的，企业研发投入是技术董事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本文的研究对构建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具有重要启示，也为技术董事的创新驱动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化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面临着投入压力大、技术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等困境。在此背景下，能快速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受到实体企业青睐，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不断增大，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以及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关系，即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具有倒U形关系，研发投入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为充分发挥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把握好数字经济时代实体企业发展新契机，合理利用企业金融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优化营商生态环境，完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能促进装备制造企业提高创新投入吗——一项准自然实验

文章基于财税[2018]99号文件,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装备制造企业为样本,采用PSM-DID模型,考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调整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但同时存在“滞后效应”和“区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调整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相较于国有企业更为显著;相比中西部地区,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东部地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更好;同时,政策调整对中小型企业和成长性较低的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更具激励效果。     

西部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股权制衡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西部12个省份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323个观测样本,利用stata 15.0软件及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分析股权制衡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未促进环境绩效的提升,创新精神的变量研发投入强度对环境绩效具有倒“U”形关系;股权分散不利于企业的环境绩效;股权制衡和研发投入强度的交乘项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应合理控制研发投入强度,做到有效投入;不仅关注企业的财务绩效,还要关注企业环境绩效;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防止出现“一股独大”和股权过于分散难以形成统一意见的现象。     

外资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与研发的非线性关系解析——基于研发投入内生异质性的视角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是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首先对我国外资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与研发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高出口密集度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非出口外资企业,低出口密集度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则高于非出口企业,出口密集度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将企业研发投入的内生异质性引入Melitz and Ottaviano(2008)模型,本文为这种非线性关系提供了简单的理论解释。该模型同时考虑了外资企业出口的广度差异和深度差异,并预测外资企业出口密集度与其研发投入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基于理论与经验分析的结论,本文得到了丰富的创新利用外资政策启示。     

政府补贴及其阶段性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导致的研发投入不足，也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补贴是否可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本文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样本，通过剖析其2011年至2020年间政府研发补贴、非研发补贴的特点，结合企业转型发展的阶段性、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补贴对于转型初期的作用较大；转型后期非研发补贴可以发挥较大作用；非研发补贴同样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研发。本论文的研究对于我国政府补贴的精准发放与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基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探析

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经费支出/销售收入)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现状及研发投入税收政策激励效应及影响机理,提出了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措施.     

基于DEMATEL的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更好地实现企业创新管理，识别、分析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建议，基于企业内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三个维度识别出19个影响因素，采用DEMATEL方法定量分析每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确定较为关键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发展、研发投入强度、企业成长性、企业业绩、市场竞争、经济增长等因素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     

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基于北京工业企业的门槛回归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研发资助不仅是为了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创新产出。利用北京市工业企业的科技数据,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对政府研发资助效果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资助强度、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四个因素对激励效果的影响方式,结果显示:第一,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激励效果敏感于资助强度和产权结构;第二,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较弱,门槛效应普遍不够显著,且激励效果仅敏感于技术水平;第三,研发资本存量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变量,但并不是决定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第四,政府研发资助对大企业可能更为有效;第五,政府研发资助可以有效激励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比较有限。     

创新新颖度、契约制度质量与企业研发外包倾向

本文考察企业在从事具有较高新颖度的创新项目时是否更倾向于实施研发外包。理论分析表明，随着创新项目新颖度的提高，研发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收益上升，由不完全契约导致的风险下降，企业更倾向于将非核心研发活动外包，从而使自身更加专注于核心任务。利用世界银行创新跟踪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加以验证，发现企业实施研发外包的概率随创新项目新颖度的提高而显著上升，无论从哪个初始新颖度跃升都是如此，契约制度改善对上述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应致力于促进技术交易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为研发外包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受多重因素影响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普遍偏低

<正>研发投入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及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然而，我国的上市公司一直存在着研发投入偏低、研发投入强度不足等问题。本文旨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现状进行深入探讨，归纳总结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各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企业和政府制定科学的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参考。研发投入概述按照科学技术部的定义，研发活动一方面是有针对性、有目的地增加知识总量，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知识来创造新的产品，     

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高等教育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证据

以中国“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深入考察人力资本扩张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增加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规模及种类、提升学习能力等渠道实现。另外，人力资本扩张还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技术创新领域的主力军,对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CSMR上2015—2020年1752家中小企业面板数据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指标,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创新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呈现负相关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融资,降低金融障碍、企业自身注重提升创新能力、政府进一步实施政策支持及规范指导等政策建议。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的视角

实体企业是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厘清其研发创新行为背后的制度影响因素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视角,系统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所在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其研发投资显著增加,即契约执行环境改善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机制检验证实,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人力资本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的核心机制,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务融资显著增加和高技能员工占比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研发投资的正向激励效应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中更为突显。本文结论不仅为国家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积极效果提供了直接证据,而且为如何有效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影响研究

以2006年-2016年中国46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等数据为原始数据,将财税政策分为补贴、税收和非货币政策三大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三类政策与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的关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而补贴政策却没有明显的效果。最后,针对税收政策和补贴政策分别提出财税政策改革的建议。     

金融市场化、政府干预机制与企业创新投入效率

本文考察了政府创新鼓励措施对企业创新投入价值性的影响及其制度基础。研究表明,创新投入能够增加企业价值,但政府补助对创新投入价值相关性的显著正向作用仅表现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以2009年初实施的涉及企业研发的税改为外生事件,研究发现税改后企业创新投入的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且这一改善不受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该文从企业创新融资角度,研究了政府补助与政府税收减免两项干预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对创新投入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