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

笔者依据1978年~2011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晋升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这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近年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土地财政、地方债务与房价水平——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债务收入是宽口径"土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2009-201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两个因素对于当地房价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后者的影响机制主要是债务支出的资本化。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的房价调控以及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修正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考核制度,将地方债务规模和还债能力也纳入考核,在地方债"新规"下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发债规模并规范其支出投向。     

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收支与地方官员任期——来自省级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各省份任职的党政主要领导在1994年至2012年的详细信息与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与经济增长等绩效指标,与政府开支等工具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率与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政府收支与任期时长的关系更为复杂。结果说明,以经济绩效考核为基础的政治晋升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和财政行为,地方官员或许还面临着其它不同于经济绩效的激励和约束。这一发现契合了最近中央下发的不能简单把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唯一标准的规定,说明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官员治理和考核体系势在必行。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土地财政:成因·危害·纾解

近10年来,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资源相关收益来履行地方事权,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土地财政"。在现有文献中,通常把土地财政的兴起归咎于分税制改革。大量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并非土地财政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土地财政的根源,既是基层政府纾解财政困难的无奈之举,更是财政分权制度下的地方官员竞赛政治晋升的理性选择。土地财政危害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寅吃卯粮,不可持续;竭泽而渔,祸患无穷;肆意征地,严重伤农;土地财政膨胀,催生"城市化陷阱"。纾解中国现阶段的土地财政困境,必须从解决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入手,摒弃以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树立新的以人为本的政绩观;但留方寸地,付与子孙耕;设立土地收益基金,为未来留一份资本。     

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供给——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省级样本地区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分别为倒U型和正U型;地方官员的晋升环境越好,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分税制改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闼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于公众需求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和支出偏好。     

土地财政、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制造企业创新风险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意志的集中体现必然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从而与企业的创新风险决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此,本文以2008—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土地财政对企业创新风险的实际影响与内在机理,并进一步考虑了经济增长目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所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长期依赖显著放大了制造企业的创新风险;第二,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的加剧与制度保障的恶化都是土地财政作用于制造企业创新风险的可能渠道;第三,考虑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效应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对土地财政与制造企业创新风险之间的关系能起到显著的放大效应。本文对于完善地方财政治理体系、改革地方官员考核方式、平衡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政透明、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典型城市构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透明、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低、对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在信息公开机制与政府会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透明不仅未能产生应有的问责约束效应,甚至已成为市级政府粉饰经济绩效、掩饰社会责任的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GDP导向的官员晋升激励会强化上述"悲观"效应。现阶段,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机制,推动财政透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由"悲观"变为"乐观";同时,优化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将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正确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践行公共服务责任。     

财政失衡下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央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SYS-GMM估计得出:财政纵向失衡与经济发展质量间呈倒"U"型关系,且地方政府投资与规制行为偏向是过度财政纵向失衡引致发展质量损失的原因;在适度财政纵向失衡下,中央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相似的边际影响,但过度时,政治激励对经济发展质量损失的抑制作用将强于财政激励;财政横向失衡会约束纵向失衡与经济发展质量间的关系,致使高度横向失衡地区纵向失衡适度阈值缩小,低度横向失衡地区适度阈值扩大.在横向失衡差异下,中央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积极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高度横向失衡地区,单一政治激励或政治激励搭配转移支付作用更强;低度横向失衡地区,单一财政激励中税收分权优于政治激励或其他策略.因此,建议采取加大地方财力支持、实施差异化财税政策、优化晋升激励指标等措施,因地制宜降低财政失衡程度,扭转地方政府行为偏向,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土地财政制度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GMM模型,运用Stata软件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9—2015年中国15个大中城市房价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维持地方财政,土地财政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2）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房企共同经营土地,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做大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3）中央政府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效用水平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企会形成经济增长联盟共同推动房价上涨。（4）房企行为对土地财政导致的高房价具有放大效应,且作用效果在东部、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的贡献是发现了房企行为与土地财政、房价上涨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为找到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措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地方官员激励、制度环境与要素市场扭曲*——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寻地方官员干预要素市场的动因是治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前提,而地方官员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可能主要源于财政、晋升和寻租等方面的激励。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理论上分析了地方官员激励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机理,并利用中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加以检验。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寻租激励对地区要素市场都产生了显著的扭曲效应,而“入世”后的这种扭曲效应下降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地方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着差异。金融和法律环境的改善以及产权明晰程度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地方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产生的扭曲效应。本文既拓展了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等研究领域,又启发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治理方向。     

土地财政扩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及其实证检验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System GMM计量模型,剖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扩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显示:土地财政扩张可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当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土地财政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由负转正,影响曲线呈正U型;土地财政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正好相反。进一步研究得出:土地财政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路径是土地财政扩张可以同时促进地区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其中对前者的影响程度更大。指出:硬化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双控"考核可以减少能源浪费;要消除这种负面效应,还须健全预算约束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扭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内在激励和偏好,改变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行为模式。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房地产价格的中介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作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本文利用省级政府债务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和财政独立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房地产价格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倒"U"型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上述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

本文考察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在1999—2005年间的土地违法情况,并利用面板回归技术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与土地违法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方土地部门的部门利益。除此之外,我们还分别讨论了土地违法在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分布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年颁布的土地出让政策和2003年开始的对土地违法的严厉打击均对土地违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

本文考察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在1999-2005年间的土地违法情况，并利用面板回归技术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与土地违法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方土地部门的部门利益。除此之外，我们还分别讨论了土地违法在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分布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年颁布的土地出让政策和2003年开始的对土地违法的严厉打击均对土地违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对土地财政与地方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探讨

近些年来,之所以演化出土地财政这一具有非褒义的概念,是因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不仅有财政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城市自身扩张与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原因。目前,土地财政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GDP虽不是土地性财政收入的Granger因,而GDP却是土地性财政收入的Granger果。地方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如威胁我国粮食安全、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加剧购房居民的负担等,而且也会扩大政府的寻租空间。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寻求摆脱经济增长对于土地财政依赖的路径选择,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土地流转机制的作用、不断完善土地法规的相关内容等。     

地方财政压力与融资平台举债——基于“营改增”全面推广的研究

本文从财政分权和财政压力的两个角度研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形成机制以及扩张路径，通过分析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变化揭示了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对于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基于2009—2018年间地级市“城投债”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财政压力与近年来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造成这种相关性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支持力度的减弱促使融资平台通过债务发行“借新还旧”和补充流动资金，而非用于新增基建投资。上述效应在地方主政官员晋升激励较强以及地方隐性金融分权较弱的情形下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