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实适用存在的问题

2010年7月1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其实质上是一种司法审查程序。它的出台，对于杜绝刑讯逼供，减少冤假错案，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将取到巨大的推进作用。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使得规定更加明确、细化。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在现阶段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本文力图结合在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该规定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为立法或制度上的完善提供所需要的素材。     

“视觉之远眺”——警察证人制度中国之构建

警察出庭作证有利于抑制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它不但是直接言辞原则的要求，也是对侦查行为事后司法审查的体现。实践中警察碍于“风险”回避作证，导致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形同虚设，建构这一制度则需要立法者的眼睛在英美法系和中国法律之间来回穿梭。     

论遏制刑讯逼供

长期以来，刑讯逼供行为的屡禁不止，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危害。能否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行为，成为影响我国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认识，结合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就如何遏制刑讯逼供提出粗浅的看法。     

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是公诉和审判的基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侦查机关享有广泛的决定实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权力，而无须接受司法审查。侦查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莫不与侦查权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有关。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为实现侦查程序的法治化，有效防范侦查权的滥用，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如何认定公安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

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根据刑事诉讼法产生的刑事侦查职能 ,即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发现的犯罪事实进行立案并采取侦查所需的强制措施。二是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产生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下 ,公安机关上述两种职能分别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在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 ,公安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受到法院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作为刑事司法机关行使侦查职能时 ,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则不属法院行政审判的审查范围…     

侦查权的司法控制问题研究

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既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必然要求,也是各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通行做法。但是,我国长期坚持“以侦查为中心“,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对侦查权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这导致了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本文首先从侦查权的概念、性质入手,通过比较和分析域外各国有关控制侦查权行使的制度和经验,并结合我国侦查权行使的司法现状,提出了在我国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及其效力问题 ,涉及到保护人权与制裁犯罪的关系问题 ,制约非法证据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也不尽一致。我国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态度不明确 ,必须完善有关立法 ,并建立证据的庭前审查等有关制度     

中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范围刍议——以WTO规则为宏观背景

中国现行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行为和行政指导等非行政权力行为、以及行业组织的行政行为不作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范围。然而,根据WTO的规则和中国加入WTO时所做的承诺,现行的司法审查体制不能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中国的加入世贸的承诺,所以改革中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以适用时代的发展成为必然。     

浅谈我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的设想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司法审查未作明确规定.这种司法监督原则的单一性与行政法治要求的双重性(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不相匹配,从而导致实践中行政裁量权滥用、侵犯合法权益、没有司法救济途径等情况出现.因此,文章着重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侦查监督工作中的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新刑诉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将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的职能部门之一,如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怎样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对在侦查监督工作中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不一。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明确,必须完善相关立法。文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浅析能动司法环境下的民事调解

本文简要地从能动司法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入手，结合法律经济学分析和实证分析，探寻在中国目前能动司法环境下的民事调解应该如何进行，以及时我国民事调解立法的不足提出舍理的建议，期望能够借以对司法实践给予适当的借鉴。     

行政行为研究--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当今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由于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缺乏明示的宪法和法律依据且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使其为数众多的行政机关滥用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权,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威信,也严重侵害了人们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这也是充分实现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切实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保障人权、程序公正等成为司法现代化的主题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断趋向成熟完善．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日益童要。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两个规定在非法证据争方面的主要内容，用“五条八款”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着我国从立法层面上确立了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里程碑。但是，这些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还存在不足之处，如何将该规则具体地贯彻落实还有待完善。本文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六个部分的论述：首先。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并论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其次，介绍了国内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况，以及排除规则的适用模式；再次。详细讲解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最后。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足，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了完善方案。     

试析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损害之司法救济

理论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损害救济制度的探究已久，揭开抽象行政行为的神秘面纱，将其纳入司法机关的视角下进行审查，健全对权力的审查和救济机制已为多数学者认同。但是，对具体制度予以构建的同时，不得忽视对行政自诉与行政公诉的关系以及司法救济内部结构体系的分析。     

关于抑制刑讯逼供的立法思考

刑讯逼供是一种古老的、野蛮的审讯方法．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项屡禁不止的顽症。我国《刑法》第247条对刑讯逼供罪作了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和改善这一状况已成为刑事诉讼领域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乃至世界上大多数重视保障人权的国家始终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分析及提出解决的立法对策．对于抑制刑讯逼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不同国家基于自己国家特殊的社会治安状况与国民的法治观念有所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同时,人权保障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化的问题,根据这一趋势,有必要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加强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本文试图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与概念出发,联系非法证据的危害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价值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等问题,提出关于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论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与完善的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规定”。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称，“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这两个规定是全新的，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对此解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质疑，难道以前刑讯逼供取证可以作为定案证据？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正>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     

抽象行政行为必将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一直被排除到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在当前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大背景下,将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是其中重要的一步。文章力图从现有的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找到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范围的种种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