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式”修补在城市更新中的双重维度 解析

城市更新应兼顾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和社会公平的促进，因此需要整合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的更新需求。“插件式”修补的更新方法是通过对当前面临的城市更新问题进行双重维度解析，既包括以公共投资为主导的物质性更新，也包括以集体消费供给为特点的社会性更新，即利用“被动插件”和“主动插件”进行物质空间的填入式开发和再开发，利用“公共政策插件”和“社会资本插件”分别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修补社会空间，呈现双向连续的城市空间发展过程。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公”与“私”

“公”和“私”在政治伦理中是两个相对的范畴。从一般意义上讲，公与私的所指是完全相反的，二者的关系是全体与个体、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全体成员的利益，集中体现公众的整体意志；“私”是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代名词。如何处理公私关系，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政治伦理和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在处理公私关系的时候，往往会采取迥然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公与私的具体内涵和实现途径，会因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安徽省“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安徽省“十一五”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进跨越式发展、实现奋力崛起为主题，实施工业强省、东向发展、创新推动、中心城市带动、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开展“全民创业行动”，提升“861”行动计划，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和谐安徽，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论城市化的本质与“农民工”的终结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人的不断提升的层次需求相联系；城市化的过程，是人的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过程，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城市化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人们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范畴，这部分人虽然进入城市，但却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质量，没有获得同等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还没有真正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如何把“农民工”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的艰巨任务。     

未来发展低碳“必须有”“十二五”节能目标挑战大

“低碳”一词，大多数人都熟悉。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几十个以低碳为“根词”的复合词很快就会出现：低碳社会、低碳经济、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家庭、低碳旅游、低碳文化、低碳人生、低碳生存主义……     

健全“村改居”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研究——基于宜兴市两个“村改居”社区的实证调研

所谓“村改居”就是指村民委员会成建制地转为居民委员会,“村改居”社区由原来的村委会管理体制向城市居委会管理体系转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城市郊区越来越多的社区成为了“村改居”社区。而推行“村改居”社区建设,更是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草原社区的空间过程和地方再造——基于“地方-空间紧张”的分析进路

本文从自下而上的文化理解出发,分析了近年来内蒙古巴肯嘎查遭遇的如分割（草场承包）、排除（禁牧）、占用（气候干旱）等空间过程。一方面社区的应对方式是草场开垦及流转,使草原景观发生变化,传统社区面临消失的危机;但另一方面社区也通过开展文化批评、区分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恢复公共仪式生活等形式,展开地方再造的努力。通过“地方-空间紧张”的分析进路本文认为,草原社区的命运取决于外部力量与社区双方更精细的空间协商机制。     

“新基建”对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

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基遇”。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长江经济带2010—2019年10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新基建”对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基建”对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基建”的影响效应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诸如长江下游城市、特大城市中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在中小城市则显现相反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市场规模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是“新基建”影响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基建”对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推动相邻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     

天津滨海新区：第三个国家级“增长极”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国务院于今年5月26日《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又明确指出：滨海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国务院7月27日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又进一步提出：天津的发展建设“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这一系列指示，使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地区，一时名声大噪。     

改制与改造——“城中村”向城市社区转化的选择

“城中村”属于以街区巷道、道路河流自然地域划分出的地缘型社区。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确定的城市建设发展预留地范围内,或因国家建设多年来大量征用土地后仅剩下少量农用地,农民不能靠耕种土地维持生产生活,城市建设征地补偿是村集体经济收益主要来源的行政村。“城中村”是一个类型独特的社区,是以紧紧嵌接在城市社区内或该城市边沿地带的农村社区,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化,是“城中村”一种必然的选择。     

发展型网络国家何以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美国先进制造产业联盟解读

颠覆性创新是战后美国走上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源泉，但在金融资本介入下，美国形成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产业界资助的应用研究之间的“死亡之谷”。40年间，美国在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凸显美国由于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的“死亡之谷”困境，先进制造计划成为美国克服危机、重塑“美国优先”的战略决策。美国先进制造战略部署是美国发展型网络国家的典型案例，基于发展型网络国家理论视角，深入剖析美国先进制造计划的顶层设计、组织部署和运行机制，发现美国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战略愿景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技术选择推力，共同促进新的创新生态形成，最终形成变革性力量，跨越“死亡之谷”。     

“极端化”与“集和化”——人居环境 发展的哲学思考

围绕人居环境生命体的存在与生长，思考其支撑关系和发展的动力，发现存在着“极端化”与“集和化”2种思想路线，指出近现代人居环境发展不尽人意的根源是“极端化”。溯源中国传统风景观，指出“集和化”为主导的人居环境本体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其发展之路，阐释了“集和化”对于未来世界人居发展的意义。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5个统筹、人居环境发展的“3+2”结构，以及建设公园城市的理论框架为例，阐述了从“极端化”走向“集和化”，从二元论走向二元论与三元论结合的时代发展需求，提出了建构新千年“集和化”哲学体系的命题。     

再生资源生态全产业链主体界定、现状及对策——基于“源”“流”“汇”的视角

“源—流—汇”生态控制理论能够更好地分析再生资源生态系统的运作状态与过程，论文基于“源”“流”“汇”的研究视角，界定再生资源生态全产业链结构与主体构成，通过多种数据库收集数据与深度访谈调研，研究“源”“流”“汇”三大系统主体发展现状。研究结果发现：“源”系统由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逐年上升及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增加的压力，造成源头减量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流”系统再生资源的回收规模呈上升趋势，而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较低，致使再生资源化能力整体薄弱；“汇”系统末端处理压力较大。由此，提出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发挥再生资源企业规模优势、加快末端处理的相关配套建设等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为实现“产品—再生资源—再生原料—再生产品”一体化“零废弃”的循环系统提供科学参考。     

发展中国家“城市矿产”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对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四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矿产”发展现状的研究，分析它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问题的解决提出改进建议。     

“后科举时代”的学习

我们极端重视学习的价值,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学习“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这个曾经崇尚教育、又一度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东方文明古国,正在掀起一轮学习的热潮,有人将之笼统地称为:“学习型中国”。新上升通道这一场全民学习热既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其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要促进各…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协调共建学习型社区——深圳市笋岗街道党建协调委员会洪湖分会创建学习型社区工作综述

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是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城市改革和发展，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传播和繁荣先进文化的有效举措；是加强城市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社区是城市的一个细胞，社区文明、健康、安全、繁荣是城市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社区的人文环境、自然环     

充分发挥“三位一体”机制的作用做好物业管理工作

物业公司的兴起与发展给社区管理注入新的力量，使社区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矛盾。多元化的社区管理给社区建设带来许多新特点、新问题，如何处理好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成为维护社区稳定和谐、深化和谐社区建设和稳定的重要问题。面对新形势，我们积极探索物业管理新模式，理顺三者关系，解决三者之间的矛盾，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力，收到了较好效果，初步形成了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指导有力、监督到位、互助互补的“三位一体”社区工作新模式。     

财富的“诗”与“思”

人类在太空回望地球时，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么美丽的蔚蓝色星球，多么美丽的故土家园——本能、审美的情感诗意里凝聚着经验、判断的理性思想，人类在地球上的栖居，仿佛只在这一刻达到了“诗”与“思”这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的融合。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

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温床，很多学者试图用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视角，或者说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中来展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虽然有民主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民主进程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控制，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殊与发展。只不过，当前社区公共治理中，国家意志的展现更加隐蔽、柔性和更具合法性。由此，本文扩展了黄宗智先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试试基层治理。     

“汉风”与“韩流”折射出的中韩经济文化现象

“韩流”与“汉风“是近年来中韩两国随着经济贸易上的频繁往来，在文化交流方面出现的独有的文化现象。韩国的留学生群体是受“汉风”影响的主要群体，也是中韩文化传播的主流群体。通过对韩国留学生群体的考察，从他们在中国留学生活中表现出的群体意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可以分析出中韩社会结构的差异和发展途径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