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区域差异

借用反事实因果推论框架,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样本和倾向得分方法,从城乡和省区的角度讨论了人口流动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并以各省区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为数据基础,利用分层线性模型讨论了各省区政策生育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异质性平均实验效应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降低生育水平,但降低幅度在城乡与各省区间的差异体现了人口流动的异质性影响作用;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幅度与各省区的生育政策呈正向关系,即政策生育水平越高的省区,人口流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幅度越大.各省区的生育政策对人口流动的边际平均实验效应的影响作用在时期指标与终身指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流出省份的生育政策并不影响近期的时期生育水平,却会显著影响终身生育水平.人口流动与生育的关系需要从终身的长期的角度予以深入考察,特别是两者的时间顺序关系.     

生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三个相关的生育问题需要作些深入研究,第一个是究竟我国当前生育是在什么水平?第二个是假如总和生育率的水平是1.8,这个水平能在今后三十年保持不变吗?第三个是假如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于1.8是不是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一个问题应该可以用现有的但没有发表的生育数据作更深入分析和举办一次追踪调查去了解妇女生育的历史,追踪同样样本妇女的妊娠结果(活产、死产、流产)和出生儿童的性别.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鼓励生育而能保持正在下降的出生水平.我国社会具备了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一切条件,特别是小家庭社会制度的普及更在促进生育水平下降.第三个问题用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未来不同生育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同预测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相差不大,无法得出过高和过低于1.8生育水平的未来人口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结论.     

“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

近期以放松“二孩”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改革明显“遇冷”,我国人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风险.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准实验分析法,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城乡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随着生育成本的变化,农村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大幅下降,而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小幅增长,最终城乡意愿生育水平总体降低.那么,考虑到目前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就成为由此可得的必然结果.所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生育激励措施消解生育成本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未来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关键.     

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新思考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根据不断变化的人口形势,做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从降低生育水平走向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对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统筹解决人口,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行了新的部署.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政策取向,对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践行"和谐计生"的有效尝试

大连市作为在全国较早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地区,经历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个阶段,人口计生工作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日本经验试探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转型,中国人口也已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生育率的持续下降,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已带来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期缩短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人口未来发展向何处去,决定于政府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而如何抉择未来生育政策,又决定于对当前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变动趋势的正确把握.但很遗憾,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就没有统计公布数据,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一些学者只能瞎子摸象一般推测,估计范围竟在1.2-2.3之间①,根本无法作为决策依据.这给政府制定未来生育政策带来极大困难.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政府"种瓜得瓜"的尴尬,但也是学者们难以弥补的缺憾.     

生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三个相关的生育问题需要作些深入研究,第一个是究竞我国当前生育是在什么水平？第二个是假如总和生育率的水平是1．8,这个水平能在今后三十年保持不变吗？第三个是假如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于1．8是不是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一个问题应该可以用现有的但没有发表的生育数据作更深入分析和举办一次追踪调查去了解妇女生育的历史,追踪同样样本妇女的妊娠结果（活产、死产、流产）和出生儿童的性别。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鼓励生育而能保持正在下降的出生水平。我国社会具备了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一切条件,特别是小家庭社会制度的普及更在促进生育水平下降。第三个问题用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未来不同生育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同预测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相差不大,无法得出过高和过低于1．8生育水平的未来人口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结论。     

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思考

1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1.1人口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建立能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全面推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从降低生育水平转移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上来.     

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变动的影响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本文基于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浅析生育意愿下降对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

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生育愿望明显下降,生育意愿下降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会产生不利影响.揭示了生育意愿下降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将自愿不育的女性和生育女性的终生收入、支出和养老保障水平进行对比,分析两者在养老保障方面的成本和收益差别.剖析了生育意愿下降对社会养老保险造成的不利影响,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旅行社条例》实施后对湖南旅游业的影响

《旅行社条例》自2009年5月1日实施以来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主要对《旅行社条例》实施以来对湖南旅行社业、旅游者、旅游行政管理三个层面的实际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旅行社条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市场营销视角下的企业物流管理刍议

高效的物流服务是确保现代企业竞争有利性和差别性的重要手段。本文拟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物流管理,提出企业物流是市场营销管理的重要职能,基于市场营销的物流管理必须倡导市场后勤观念,营销物流的核心是物流策略组合。     

企业微博营销效果评价研究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媒体,正在被企业引入营销方式之中。通过对微博内容和微博点击数的考量发现:企业在进行微博营销过程中,既存在着缺乏对用户行为的有效性、潜在市场影响力、实际营销成功率及用户忠诚度的考量问题,又缺乏对微博营销的考量体系。研究发现,粉丝数、评论数、转发数已不适用微博营销效果评价。企业应构建以传播力值、影响力值、转换率值以及批评值为评价标准的微博营销效果评价体系,以满足现今企业微博营销发展的需要。     

基于理想点法的消费者购车决策研究

为了解决家庭购车决策问题,根据消费者认知的特点,借助"理想点法"的概念,结合区间值多属性决策理论,建立完整的购车评价指标体系,探讨购车排序与择优模型,为购车决策模型的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     

就业质量的性别比较分析

通过回顾已有的研究文献 ,对体面就业和就业质量作了定性分析 ;利用相关的调查数据 ,从多个维度对我国男女职工的就业质量作了定量比较 ,得出了女性职工的就业质量低于男性的结论。就业质量的这种差异是由男女教育程度的差别、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要改变这种局面 ,需要个人和国家的共同努力。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 ,维护公平     

中国住户抽样调查技术的改革思考

我国住户统计抽样调查中存在着系统性、准确性、及时性等问题。通过对现行的多目标分层抽样调查方法存在的抽样框设计、数据质量、系统性偏差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和机理分析,提升我国住户抽样调查技术的有效方法是,以县级统计为总体进行多目标抽样,改变调查内容巧获敏感信息,加强信息系统与基层信息站创建工作等。     

生姜贮藏条件的研究进展

生姜在贮藏过程中易腐烂变质,严重影响了它的充分利用,如何贮藏保鲜,对提高生姜利用价值有极大的意义。本文将以研究生姜贮藏条件对其质量影响为目的,对生姜的基本情况、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贮藏方式进展等进行综述。     

Impact of Giving on Self and Impact of Self on Giving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onsumers are 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nterpersonal and self‐gifting and yet,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regarding the giver's role of self and how this influences the choice of gift. Because self is so intertwined in both types of giving, the research reported here explores i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malleable self will be activated in various gift‐giving contexts, depending upon the receiver and the occasion of the gift. Testing a conceptual model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ombines both types of giving, this research uses three studies to explore how the gift‐giving context can act as a situational cue and make accessible a particular view of the self, namely the giver's gender identity and self‐construal to motivate choice of gift. Results suggest a new paradigm for considering consumer gift behavior and ha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dvertising, selling, and other marketing contexts.     

超声波对淀粉性质影响的研究

超声波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物理场处理方法,修饰淀粉的天然固有缺陷,为淀粉改性在实际生产应用提供新的实验依据。实验以小麦淀粉为原料,以超声波功率作为变量,分析小麦淀粉改性后的微观结构、糊粘度、膨胀度、沉降积和透明度等性质。结果表明,超声波功率增大,对粘度和膨胀度呈负相关关系;而对沉降积和透明度都是正相关作用;对析水性的影响则是先增加后减少;超声波功率的增大能够令淀粉颗粒变小、偏光十字模糊、颗粒变形和表面粗糙化等影响。基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超声波作为一种新型物理改性方法,对淀粉的性质改性效果明显,值得在实际生产中根据使用,加以引进利用。     

网络组织的非对称性对利益分配的影响

影响利益分配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研究最多的还是传统经济学中所提到的以资源要素投入比例来分配合作利益。然而，在网络组织环境中，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使得网络关系成为一种不可以被忽视的因素。这在非对称的网络组织中体现较为明显。因此，本文从网络组织的非对称性角度来研究利益分配问题。首先对需要分配的利益进行了度量；然后利用合作对策模型对利益进行分配；最后探讨了非对称性是如何影响利益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