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绿色形象的调节作用视角

利用2008~201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绿色形象能够提高公众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包容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相比,公众环境关注度仅对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产生正向影响,绿色形象仅对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说明企业差异化和预防性环保战略能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研究为政府部门制定环保法规、企业履行绿色责任、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地区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政府双重目标协调视角

基于2012～2017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探索并解释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行为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的地区,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作用越弱,说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确实会影响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还受到地区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在环境压力较小、财政压力较大、政府影响较大、公众监督水平较低的地区,地区经济增长压力的削弱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地方政府双重目标协调的视角为政府环境规制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机制、产权性质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历层次越高,企业环保投资力度越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对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深化和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为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及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司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文献综述

由于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学者们也将研究热点从政府环保投资转向企业环保投资.近年来,企业环保投资已经成为环境会计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现有文献表明,股权结构、产权性质、高管特征、董事会特征与党组织参与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和环境规制、资本市场、市场竞争、媒体与公众关注等公司外部治理因素,都会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及其结果产生影响.文章所梳理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企业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增强企业的环保投资提供借鉴,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启示.     

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研究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企业的环保投资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而高效的环保投资与企业的业绩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究。为此,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客户集中度、企业环保投资与绿色创新

客户关系是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呈“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呈负相关关系。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环保投资水平下，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即当环保投资小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当环保投资高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进一步基于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对重度污染行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度污染行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且仅在中度污染行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环保投资门槛效应。因此，企业应强化绿色创新理念，且与客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需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并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要高度重视中度污染行业的减排状况。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

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致力于强化地方政府部门权责与引导企业环境保护行为,选取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促进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并且形成一定的持续机制,但其效果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减弱。(2)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中央环保督察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水平。(3)非国有企业和高度行业竞争企业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更大,中央环保督察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减弱的阶梯型转变。有鉴于此,提出建立环保督察长效机制、强化地方环境治理责任,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增强环保督查结果运用、高效落实环境政策导向的建议,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环境业绩考核对企业环保投资的驱动效应检验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环境责任履行缺位的困境。2019年，国资委修订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重新将环境业绩考核纳入分类考核体系，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治理环境责任履行缺位。本文以此次修订为契机，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经验数据，检验环境业绩考核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业绩考核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考虑制度环境发现，当环境制度较好、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业绩考核更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境业绩考核不仅能通过与高管薪酬和高管晋升挂钩来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还能通过环境合法压力和资源获取激励来降低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研究结论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国有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缺位的治理机制研究，为政府健全环境业绩考核制度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京津冀制造业上市公司环保投资现状分析及建议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2013-2015年的环保投资数据,对其环保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性环保政策对企业环保支出方向影响很大;企业过于注重自身当前利益,导致环保投入力度不够;资金需求量大的环保项目加大了企业资金压力;企业更注重事后污染治理而忽视事前控制;企业环保投资项目单一,环保资金投向失衡。因此应完善相关环保法规并予以强制施行,同时对特定环保投资项目给予补贴,减轻企业环保投资资金压力;企业应采取清洁生产与污染治理并重的策略,同时完善自身环保投资结构,平衡环保资金投向。     

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融资能力

随着资源的日益短缺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纷纷向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确保环保资金投入、优化环保投资结构、改善环保投资绩效和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等。本文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地方政府环保行为对上市公司环保投资影响研究

地方政府环保行为往往是引导企业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最初动因。基于研究结论可知: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负相关,地方政府环境处罚力度及环境保护教育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不具有相关性。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度融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举措。运用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4—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企业的投资不足得到明显缓解,环保信用较差企业的投资过度得到抑制但不显著,说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仅表现在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主要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治理效应表现在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资源效应表现在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内外环境分析发现,当信息环境、治理环境较差时,环保信用较好更能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研究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有效性,为“十四五”期间持续优化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企业环保投资对提升城市空气质量的效应研究——兼论企业环保投资的“双赢”效果

基于2014—2021年披露环保数据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匹配城市层面空气质量指数,考察企业环保投资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考虑平均气温、平均风速、降水量等气候因素后,企业环保投资能够释放“环境红利”,有效治污减霾降碳,显著提升城市空气优良率。企业环保投资的空气质量提升效果主要通过源头污染预防而非末端污染治理效应实现。对于国有企业、具有环保背景董事占比更高的企业、制造业和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的地区,企业环保投资的空气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环保投资能够实现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的互赢共生,达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研究结论可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有效提高城市空气质量提供决策参考。     

环保投资、CEO海外经历与企业价值：增值抑或减值?——基于烙印理论视角的分析

作为环境污染主要制造者的微观单元,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而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企业环保投资是否毁损了企业的价值？以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CEO海外经历对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高融资约束水平下,CEO海外经历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和对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为选聘海外经历高管的现有人力资本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时代企业环境审计模式创新——基于环保政策响应机制的研究

企业规避环保责任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政府环保政策成效不显著。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环保政策利益相关者模型,并从环保权力、责任和信息三个角度分析企业的环保政策响应机制。研究发现：由于消费者缺位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的环保政策响应水平较弱。政府应将环保政策施加于消费者,通过消费者来约束企业的行为;审计主体应当转变现有的审计模式,运用数字技术,与消费者合作共同完成审计监督的工作。基于此,提出一种基于消费者需求引导的综合环保政策及新型企业环境审计模式,建议政府应重视数字技术对产业的改造升级,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因素来制定环保政策并加大对企业污染数据实时监控的普及。     

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与企业环境治理动机——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机。研究表明，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兼具价值创造动机与高管自利动机，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或高融资约束企业方面。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整体有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但具有时滞性。具体而言，基于价值创造动机的环境治理投资可提升企业价值，而高管自利动机下的环境治理投资不利于企业价值创造。这一研究丰富了环保产业政策的分析视角以及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关研究，为政府从高管动机层面优化环境治理政策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区域环保投资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我国区域面板数据比较分析

低碳环保下,环保投资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东中西部环保投资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CSHJ)是当前环保投资的关键,其在东中西部对经济增长影响度远大于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GYWR)及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XJXM);但是环保投资政策受到区域差异化影响而不同,在东部加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CSHJ)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GYWR),其效果要好于中部,中部好于西部;在西部,要加强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XJXM),其效果要好于中部,中部好于东部。因此,政府应实施区域差异化投资战略。     

城市居民环保行为的内在机理

为探索城市居民环保行为的规律性,根据行为科学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城市居民环保行为特征构建了城市居民环保行为内在机理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以人口统计变量为调节变量进行了多群组分析。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环保知识、环境问题感知、环保责任意识对环保行为意向正向影响较为显著,个人消费观念对环保行为意向正向影响不显著;环境问题感知、环保行为意向对环保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但环保知识、环保责任意识、个人消费观念对环保行为正向影响不显著。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等调节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债务约束、环保投资与环境质量

文章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保投资、债务约束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债务约束对环保投资影响环境质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可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债务约束亦正向影响环境质量;债务约束显著增强了环保投资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债务约束强度越大,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应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