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CO2排放绩效的最优FDI规模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CO₂排放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采用中国1983—2019年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以FDI依存度为转换变量的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模型),实证检验是否存在一个最优FDI规模,能显著提升以人均CO₂排放量和CO₂排放强度衡量的CO₂排放绩效。结果表明:FDI对中国CO₂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呈现非线性,且确实存在最优FDI规模,占当年GDP的3.048%;当FDI依存度低于此值时,FDI依存度与人均CO₂排放量和CO₂排放强度显著负向相关,即提高FDI依存度可有效提升CO₂排放绩效;当FDI依存度高于此值时,FDI依存度与人均CO₂排放量和CO₂排放强度显著正向相关。目前中国FDI规模并未达到最优,因此,加大引资力度、积极吸收高水平FDI是改善中国CO₂排放绩效的有效途径。     

我国工业CO2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关系解析

采用脱钩模型和分解模型对1998—2020年中国工业CO₂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进行解析。研究发现：1998—2020年我国工业CO₂排放与经济发展间呈现负脱钩状态,但是负脱钩程度在减弱,工业CO₂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向协调发展的方向改善。脱钩稳定性方面,工业CO₂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波动较大,但是稳定性程度在逐步提升。从脱钩因素方面分析,1998—2020年,电力脱钩弹性(EL)、工业电气化脱钩弹性(LS)、价值创造脱钩弹性(SG)均对总脱钩弹性(CG)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能耗脱钩弹性(CE)还未对总脱钩弹性(CG)产生正向贡献。     

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面临着双重失衡,即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和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本文认为,由于城市中存在许多不依赖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大城市中即使是非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小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改革政策会造成外来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户籍控制加剧,使改革政策具有无效性。因此,应当改变单一地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享受城市福利失衡的改革政策取向,转而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     

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效应研究评述与展望

对中国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的综合效应进行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化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统筹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探索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文章分别从城市规模效应、城市空间结构测度与效应三个方面对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效应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展望。未来研究中亟需将城市规模效应与空间结构效应结合起来,构建城市综合效率提升导向下城市规模效应和空间结构效应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模型,加强对中国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探究如何通过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扩大超大城市适度规模区间,提升超大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率。     

首要城市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

为拟合京津冀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扩散与回流效应，利用200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以北京、天津为单核心或双核心的城市主导产业对外围城市关联产业以及高产值产业的扩散效应模型，分析得出3个结论：①首都对外围城市的回流效应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低端化，并制约首都高端制造业发挥扩散效应；②首都与区域内中小型城市发展差距大，使第二大城市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功能得到提高，并通过与首要城市的连结促进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城市产业发展；③回流效应影响主导产业向外关联性拓展，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仍需依托聚集经济，相同产业的大量集聚影响产业多样性，制约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此，建议通过提升外围城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加速主导产业升级以及强化第二大城市中介功能，提升城市间产业协作水平。     

信息技术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证伪“生产率悖论”的285个地级市证据

基于“生产率悖论”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周期内，信息技术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信息技术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消费水平，推动了要素合理配置和消费结构升级，最终提高了生产率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城市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等虚拟变量，结果表明中西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要显著大于东部地区，且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大城市，以上均证明“生产率悖论”并不符合中国地级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     

户籍管制、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两难政策选择:放开户籍管制所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效应将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也将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运用2005~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小城市的发展具有正的净效应,而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负的净效应;规模较大的城市倾向于加强户籍管制,而加强户籍管制又提升了大城市的规模潜力,使其规模进一步增大,即大城市户籍管制具有自我强化特征。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中小地级城市,前提在于促进中小地级城市发展,缩小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城市电商化发展能否实现稳就业？

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文章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并且该提升效应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城市和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更为显著,同时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中均有显著的就业提升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城市创业活跃度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主要途径。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发挥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在促进示范城市就业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对周边城市、相邻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就业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挥电子商务在稳就业中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典型机制与差异化研究

本文基于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构建包含大气、土壤、水体3个要素的环境质量研究体系,选取国务院按照新标准监测划定的74个城市2005-2018年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效果,进一步识别其在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与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之间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既加剧了环境污染排放又抑制了环境吸收能力;居民消费水平、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途径;城镇化推动模式及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城市、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环境质量提升.本研究为政府在环境约束下如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人口双向集散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梯度

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就会反映为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利用"五普""六普"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2018)从县域层面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进行识别和区分,并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域层面人口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节点"特征,人口自分散的区县向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辖区的集聚过程十分明显;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城镇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性;人口负担反映的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散过程通过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机制对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化程度和人口密度也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市辖区依旧是城镇化中心,相比县城具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城镇化要选择何种路径是未来区县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两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发展端和共享端测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推动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对于非试点城市，该政策使得试点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高约2.6%。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来促进共同富裕，以城市内在品质提升为重点的空间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也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此外，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政策在发展端的促进作用强于共享端；同时，该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东北、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权衡效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     

国内外城镇化进程中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典型案例和启示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出现了向大城市或城市群集聚发展的趋势,特大型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国内外高端服务业发展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并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高端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展高端服务业可以加快产业链的重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高端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会深化细化社会分工,增加就业岗位,形成人口城镇化,同时也促进了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     

中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采用相对价格法和1 246组城市对数据,对1999-2013年中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运用熵权法构建了复合指标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15年来,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和进程均滞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外向度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共同因素。其中,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外向度是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而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差异化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制约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阻碍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     

城市群扩容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城市群扩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扩容对城市群原有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对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无显著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机制检验表明：扩容未影响原有城市的技术效率,但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原有城市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原有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扩容通过降低功能专业化水平来提高新进城市技术效率,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新进城市技术进步并降低其技术效率,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效率降低效应相互抵消,扩容未影响到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此外,扩容对原有城市中的大城市、高创新能力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更大提升作用。     

先进技术助高硫钢铁厂实现超低排放

火电厂和钢铁冶金行业是高耗能、重污染的两大行业,随着电力行业超低排放工程的实施,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也在逐步推进。烧结烟气是钢铁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具有低温、高硫、成分复杂的特点,污染物有颗粒物、SO₂、NO_x、CO₂、CO、二噁英、氟化物、氯化物等。     

中小城市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以生态环保为理念,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低碳绿色、城乡一体、四化协同道路的过程。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格局中,中小城市区域应占据主要地位,其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适合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有效拉动内需,促进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促进产业升级,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文章围绕新型城镇化话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探讨河北省中小城市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与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要源动力、以小城镇数量及城市市区的双重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在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亦给山东全省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了诸多方面的影响。新世纪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山东省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应该是:进一步强化大城市建设;积极合理发展中等城市;重点发展小城市;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在此基础上,就推进全省城镇化有序、健康发展的相关对策进行了探讨。     

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多种类型消费者(城市市民、城市非市民及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城镇化对于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选取全国176个城市2001年到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提高能够推动城市消费率的增长,但城镇化速度过快则会阻碍消费率增长。实证显示这一关系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区别,中部城市比东部城市更容易通过扩大人口规模来提高城市生产能力和消费率增速,而东部城市只有通过提升农民工福利待遇,才能够促进消费率增长。进一步,本文还通过参数估计给出了我国城市人口集聚效应的产出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