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研究——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省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驱动。基于Malmquist指数测度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得益于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P）的增长,1998～2009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8%的速率增长。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两者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滞后1到3阶时,金融发展是全要素生产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什么类型产业政策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35个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2000—2020年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产业政策中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规模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行业规模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短期内以财政科技支出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减免税为代表的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长期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构成、生产率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198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构成和生产率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和低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高技术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两种层次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依赖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最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距离,高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生产率差距较小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较大,当生产率差距较大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依赖于低技术人力资本的积累.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     

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L生产率视角对“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选用船舶工业宏观数据和资源环境约束等作为基础数据,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指数测算了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通过面板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对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发现从长远来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收敛特征,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整体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较高的技术水平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阻碍了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环境规制对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的增长已经带来"补偿效应"从而提高了中国船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考察船舶工业绿色竞争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地区与行业差异的视角

采用2000-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受到前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显著影响。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符合“威廉姆森假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中部地区显著。第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促进效应最为显著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财政支出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关注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面对为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消耗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变的转型期,政府更加倚重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基于此,文章引用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递渠道.结果 显示:财政政策波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财政政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宏观经济波动.     

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29个省份1991-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研究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短期波动的影响。得出结论:(1)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城市化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影响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存在差异;(2)城市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短期影响,且滞后一期影响强度大于当期,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产生短期正向影响。     

东、西部地区1996—2005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文章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不同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了我国1996—2005年间东、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不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我国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呈现一种相对下降的趋势;我国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种相对上升的趋势,这种上升的趋势要好于东部地区下降的趋势。具体分析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会发现,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多的是技术效率推动的结果。     

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及分解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选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和分解。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978-2007年,中部地区TFP平均增长率为1．45％,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而规模效应和效率提升缓慢,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的历史回顾

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理解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已经就经济增长给出了很多模型和理论。其中核算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个主要手段。然而今天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起源于对国民收入的核算,并由此形成了单位投入产出指数形式的计算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处理数据的需要指数法不断地得到完善。而通常用于经济增长核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法,它只能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不能直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法作为一种方便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张家港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及分析

文章通过对张家港市 1 991年至 2 0 0 2年的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共同对经济增长构成贡献。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和省区空间分布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结论表明,转型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显著,各省区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大,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这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农业前沿技术进步贡献,技术效率状况改善的贡献很有限。此外,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总需求、国际贸易与我国省际生产率变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对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展开的,本文试图从需求角度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理论上看,总需求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技术选择、规模经济效益和要素的使用效率等途径引起生产率的变化,国际贸易则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技术溢出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然后,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结果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在测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就总需求和国际贸易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发现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显著,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进口显著地促进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     

福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详细测算了福建省历年资本存量,同时在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可变弹生产函数模型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福建1978-2013年期间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979-2013年期间福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约33.5％,但整体看,是偏低的.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出现下滑,近6年平均仅约22.5％.未来要极大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效果与预期不一致,往往受到要素禀赋约束而导致偏离。该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建立了以人地比例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并基于2004-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论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以资源禀赋为门槛的非线性效应;(2)随着人地比例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特征;(3)不同地区门槛水平的分布呈异质性特征,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年

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残差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随后从制度变迁、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分析表明:(1)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中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年后呈增长态势,中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在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集聚经济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则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区域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0-2012年

本文对一个非径向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拓展,使其能兼顾投入过量松弛和投入不足松弛.通过该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分析了中国20002012年环境约束下30个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对其收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增长粗放的特点依然非常明显;工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各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扩大了;如果忽视环境约束,会导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高估;人均收入水平、资本积累、对外开放程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