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浪潮下，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 2008-2020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融资约束，渠道机制研究还表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创新能力可以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微观层面的股权质押、股票流动性及外部环境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运用工具变量法、PSM-DID 弱化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仍然稳健。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效果的相关理论，为更好地运用数字化转型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引导与启示，兼具理论与实际价值。     

新冠疫情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为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企业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为了更好地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降低管理成本、融资成本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外,新冠疫情冲击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 2013-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范围规模效应、信息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3）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信用环境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会对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抑制效果产生影响。横向看,法律监管可以提高数字化的风险抑制效果;纵向看,经济政策波动越小、不确定性越低,可以显著强化数字化的财务风险抑制效果。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内部管理、人才培养、政策激励、全要素生产率四个角度就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出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收费关系的实证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变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信息使用者产生了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Python爬虫工具进行文本分析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衡量指标,以此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审计收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中两者的正相关关系才显著,在国际“四大”中不显著。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盈余质量、政治冲击与债务融资成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以2003-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研究盈余质量、政治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长更替带来的政治冲击会提升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高质量盈余信息会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高质量盈余信息能够削弱政治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正向影响。分产权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冲击与债务融资成本的正相关性以及盈余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的负相关性在非国企中更显著,表明非国企受政治不确定性影响更大,且提高盈余质量更能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

由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同时也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其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增加高管联结度三条途径减少财务重述，且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或面临并购压力、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融资约束时，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OFDI行为：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7～2017年Wind数据库、BvD-Zephyr数据库和FDI Markets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OFDI倾向和能力,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首先,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工业企业尤其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行为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地投资模式,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次,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减少融资约束水平促使企业OFDI。最后,数字化转型推动的OFDI提高了企业所在供应链下游环节的稳定性,但对供应链上游环节稳定性的影响十分有限。文章旨在为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选择策略提供新证据,并致力于为提高中国供应链稳定性提供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关系的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

社会公众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日益强烈,要求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环境压力。以化学制品制造业2015-2017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环境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发现,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涉及具体数据的环境信息对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同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数智赋能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选取2015—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数智赋能如何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实证结果表明,数智赋能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的创新效率。如果制造企业的规模超过了门槛值,那么数智赋能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是正向的,反之为负。随着政府支持力度变强,数智赋能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变大。在数智赋能的过程中,制造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或者推动融资成本下降,都有利于提升创新效率,这两者发挥着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在近年来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先后出现了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一系列的新发展。从中小企业资产周转率的视角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经过验证融资约束这个中介效应,结论也是成立的。中小企业合理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加快资金周转,还能在技术鞭策下加快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内部风险的视角

基于企业内部风险视角,对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调查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发展的路径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来推动绿色发展。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明显。该结论不仅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作出了增量贡献,还为推动智能经济新形态和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