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响就业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东、中、西部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增长要素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西部较明显,东、中部并不明显;出口比率要素在东部和西部能显著影响就业;如果东、中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依靠总投资拉动,会对本地就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未来需要更多通过扩大总消费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东、中部的物质资本积累能显著促进就业增长,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政府规模扩大对于该区域就业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三个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就业增长都不明显,城镇化的内生就业创造功能在各区域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定量测算我国省域、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三大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上,1978—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下降态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第三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对东部省份经济总量变化的影响最大,中西部省份以第二产业变动为主,西部省份对第一产业的依赖度更高。22000—2012年,无论是城市群尺度还是城市尺度,产业结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呈现相似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经济总量变化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引起的,且第二产业稍高于第三产业。在地区差异上,第一产业引起的GDP总量变化,中部大于东、西部,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区域差异不明显。     

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分别进行研究,试图找出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区域差异,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变量都是一个平稳变量,并且房地产价格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协整方程,并且各个因素对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影响程度不同。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各地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并细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探讨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传导作用,以及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区域异质性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且产业结构升级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②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完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③东部地区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科技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④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固定资本投入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应继续加大固定资本投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追赶状态,大力赶超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克服地域发展不平衡是重中之重.     

电力利用效率差异及收敛分析

能源效率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电力的角度分析能源效率的差异和收敛。研究发现：我国东部电力利用效率普遍较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且西部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电力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根据面板数据的PCSE估计的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电力利用效率正相关,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则与之负相关;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会促使电力利用效率差距的缩小,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标准差缩小则会扩大电力利用效率的差距;只有东部地区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均存在条件β收敛,且东部的收敛速度最慢,而西部的收敛速度最快。     

区域对外贸易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

利用2000—2010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出口与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与之相反;三大区域的进口均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三大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投资和技术进步;东部地区的FDI、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的FDI没有促进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近10年中国产业结构区域分布及变动模式分析

运用布局系数LQ以及顺序分布模型，从区域特色化角度考察了近10年来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区域分布和变动差异。我国第一产业分布的区域差异最大，并且在继续扩大，第二产业分布的区域差异在减小；东部地带第三产业分布更为集中，尤以三大直辖市的第三产业集中最快，中、西部地带第一产业分布更为集中；东部与中、西部地带三大产业结构的差异尚在进一步扩大。     

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以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例

运用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受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作用有限,出口规模的扩大加剧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进口规模的变化未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产生明显的影响。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2000年到2015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测算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对碳排放均具有抑制作用,但前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小于后者,而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前者大于后者;同时两者对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作用存在地域上的差异,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正影响中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低,对碳排放的负影响中部最大、西边次之,东北部最小;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正影响东部最大,中部其次,西部最低,对碳排放的负影响中部最大,西部次之,东北部最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如何协调好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因素,实现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2002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会引起区域劳动力配置结构的变化,而且会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本文基于2002年~2010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有消极作用,对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无显著影响。     

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雾霾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采用我国29个省(市、区)2001~2010年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与PM2.5之间的动态关系。面板单位根检验果显示各变量是I(0)过程;Pedroni和Kao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MOLS回归发现,就我国总体来说,城镇化水平和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会增加PM2.5浓度。从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加重雾霾污染问题,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反而会缓解雾霾污染问题。西部产业结构对PM2.5浓度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中部、东部。短期内,我国总体存在着从城镇化、第二产业比重到PM2.5的单向Granger原因,从城镇化到第二产业比重的双向Granger原因。东部与西部短期内的Granger因果关系与全国总体相同,中部地区城镇化和PM2.5不存在因果关系。长期内,我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PM2.5、城镇化、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当系统偏离长期均衡时,三个变量在调整过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使其重新回到均衡状态。最后,提出我国总体要加快工业绿色转型,实行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各区域实施有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全国总体要减缓城镇化进程,在综合考虑环境的基础上,对城镇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特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强环境规制、防治雾霾等建议。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我国区域碳排放分析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分别从全国层面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全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各省份碳排放对相邻省分的碳排放具有溢出效应;区域层面上,我国东、西部省域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中部地区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对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东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我国区域创新系统效率差异及收敛性分析——基于2002—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重大战略举措,而区域创新系统效率为决定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DEA方法,采用2002—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计算了我国31个省域创新系统效率,并用收敛检验方法,从全国、东、中、西部4个维度,分析了区域创新系统效率是否趋同。结果发现：近10年来,在全国层面,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提高明显,而纯技术效率没有明显提升;在区域层面,技术效率呈现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纯技术效率却呈现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规模效率东部、中部相差不大,东、中部高于西部。收敛性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趋同,但规模效率没有显著趋同;在区域层面,东部创新效率的趋同性远好于中、西部。     

汇率驱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非平衡性研究

历史的、现实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国地区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在汇率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非常明显的非均衡性特点。通过对三大区域产业发展和汇率数据进行联动分析,发现汇率对东部地区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不大。     

我国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1997年～2002年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几年中,区域产业结构差异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因素之一,其贡献份额约15.9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步扩大,其中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西部地区有所好转,但是中部地区的整体状况却比较差。提出在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多渠道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而且要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节能减排压力下能源环境效率区域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将能源消耗及其带来的环境成本视为节能减排压力。基于2007—2015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投入导向的AM模型测算了我国能源环境效率,分析能源环境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空间演化特征,评判区域节能减排情况,并采用灰色系统模型探究区域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四大区域能源环境效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显示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逐步降低的发展格局。东部地区能源环境效率先发散后收敛,东北地区先收敛后发散,中部和西部地区能源环境效率呈现逐步发散态势。产业结构和技术产业化阻碍中部、东北、西部能源环境效率提升,全球化和城镇化对四个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均起到正向驱动作用,环境治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的制约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分区域提出改善能源环境效率的对策建议。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再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东、中、西部1978年～ 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效应;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虽然在长期能引导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化进程,但短期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中部金融塌陷明显,而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最小.     

基于系统GMM的FDI对我国东、中、西部碳排放影响研究

为了验证FDI对我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文章依据2001—2016年的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验证了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区域碳排放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规模效应在东部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对中西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技术效应在东、中部对碳排放产生了负效应,对西部的影响与东、中部刚好相反;结构效应对东部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也为负,有利于碳排放,对中、西部呈现正向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对三个区域的碳排放均呈现负效应,但是环境规制对东部的作用要好于中、西部。通过实证分析结果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再认识

一近年来,“民工潮”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民工“逆潮回归”,一些学到了技术、开阔了眼界、积累了资金的外出民工,返回家乡创办乡镇企业,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农业生产。目前,民工的“逆潮回归”,由于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乡镇企业发展状况不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自东及西扩展的差异,以及农民外流规模大小悬殊等,也存在着一个自东部及中部再到西部的反梯度发展过程。东部地区外出的农民回归强度最强,中部次之,而西部最弱。但从规模而言,则是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这主要由于我国中部地区是民工外流的主要源地。例如:山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