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财政分权的地方财政稳固效应

本文利用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过滤周期变动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测度地方财政的稳固状况,同时根据中国实际分权状况,估计地方政府收支分权水平,并从收支分权与体制设计两个角度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稳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2年,地方政府总体财政稳固性在下降,财政收支分权水平显著下降,且财政转移支付依赖度显著提高。其中,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对促进省级财政稳固具有正效应。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提高省级政府的自有收入占比,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调整支出结构,转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转移支付,合理深化税制改革,促进地方财政稳固。     

财政分权、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18年的数据以及省份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上升对企业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该效应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有利于弱化资本成本对于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并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从而促进投资增加。相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更符合市场化特征，其投资对于资本成本与投资收益变化的反应更敏感，从而受财政分权的影响效应更大。考虑地区差异后，该效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经济增长计划目标设定较高以及企业债务融资溢价较高的地区。考虑参股资本的异质性，由于不同所有制资本存在优势互补，当非国有企业有国有资本参股时，其投资受财政分权的正向影响程度相较于没有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稳定私人部门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规律——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针对财政分权的跨国数据,本文分析发现：各国分权程度差异较大;支出分权高于收入分权,地方政府承担了比真实收入更多的真实财政支出;不含社保的分权程度要高于含社保的分权程度,意味着社保部分更多归属于中央政府。基于多种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得到中央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标准。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一些国家落在了分权标准的基准线外。无论以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分权程度均高于上基准线。下一步改革应坚持中央政府主导地位,同步减小收入和支出的分权程度,将社保责任更多上收至中央政府。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

地方收入体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是我国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筹集的一切资金总和及其配套的制度和征管体系。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后,优化地方收入体系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要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收入体系存在事权划分出现“收权放责”且地方政府民生事权偏重现象,税种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资源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大、高度依赖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收支缺口较大等主要问题,提出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即在坚持中央统一框架、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事权、确定支出责任与标准、改进税收分成体制、用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由此确定新时代地方收入体系由转移支付、地方专享税收入、适量的非税收入和合规的地方债等政府性债务收入等四部分组成的大体设想。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弥补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研究的不足,更好地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方针下优化地方收入体系,为持续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框架及实证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重点围绕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展开相关研究。首先,结合当前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基本事实,勾勒和总结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并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偏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构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框架;其次,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来源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统计分解,找到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再次,以中国式财政分权有关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检验政府教育支出偏向城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与财政分权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学方法对1990～2009年中国29个省区城乡收入差距与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省区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而财政分权的空间聚集表现更为突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三次”多项式关系,表现出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上升;支出财政分权和收入财政分权均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地区教育水平、对外贸易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工业化水平是扩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非国有化和城镇化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财政分权与地方高等教育投入失衡分析

正一、财政分权概述(一)财政分权的理论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在执行经济计划和预算、管理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财政分     

对西安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现状的思考

近年来，建立新型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体制已成为各级政府财政改革的重要工作任务。通过改进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可以达到有效遏制“四乱”行为，促进经济建设稳步、健康、协调发展。西安市政府非税收入在收缴、管理和支出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要改进监管体制、规范征缴行为、建立科学的公共财政体制，为促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和完善发挥作用。     

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吗？——财政分权的视角

以2005—2016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财政分权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审计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且政府审计增收节支效应在低债务规模省份能够发挥抑制作用,政府审计建立健全制度效应在高债务规模省份能够发挥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审计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存在财政分权体制差异,财政分权越高,政府审计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研究对于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政府审计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实行财政分权,并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财政权力的重新安排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审计在财政分权制度下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稳定财政分权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最终解除中央政府的受托责任,增强中央政府的信誉。本文认为,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审计应该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提高地方政府服务质量为导向,建立多元化的审计主体结构,并完善地方政府审计公告制度。     

财政分权、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政府审计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实行财政分权,并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财政权力的重新安排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审计在财政分权制度下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稳定财政分权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最终解除中央政府的受托责任,增强中央政府的信誉。本文认为,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审计应该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提高地方政府服务质量为导向,建立多元化的审计主体结构,并完善地方政府审计公告制度。     

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的解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在中国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与城乡收入差距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面临着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及行为选择,并且建立了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机制框架来分析这些行为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财政支出偏好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具有双重激励结构,使得地方财政的支出偏好出现"重建设轻民生"的特征.本文通过不完全信息下的多任务委托一代理模型,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财政支出存在上述特征的经济学机理,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这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提出了实现民生财政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财政体制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增强了财政对经济的调节能力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地方财政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财权事权划分不合理、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等、在收入结构上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等矛盾突出.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一个重要目标.     

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金融分权的内涵,分析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15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估算企业投资效率,实证检验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分权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主要体现为投资过度;财政分权加剧了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影响企业银行信贷和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降低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竞争的激励;完善金融分权,既要求政府在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应向市场逐步分权,又要求清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监管权限,明确双方的救助责任。     

财政分权有利于贫困减少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证据

本文从公共支出效率和公共支出结构两个角度,论述了财政分权和贫困减少之间的理论联系。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增加亲贫式支出的配置效率来实现减贫目标;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而地区竞争会扭曲公共支出结构,阻碍减贫目标的实现。利用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数据发现:就北京、上海和天津而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恶化了贫困状况;而对于其他省份,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则有利于缓解贫困。     

房地产税改革与土地财政困局破解——基于对地方财政影响的情景分析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是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难题。改革房地产税制并触发土地制度的连锁反应是破解中国土地治理困局的基本出路。通过预测不同改革方案下典型城市住房相关土地财政收入变化,评估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纯）收益成为地方支柱性收入源的前景。研究发现,如果合理设计覆盖城市存量和新增住房的房地产税,可在短期内保证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的相对稳定,并在远期实现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支柱的目标,增强土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近期政府应改变“重流转、轻保有”的状况,将房地产税培育成为地方主体税种,远期应推进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体系、土地出让制度和土地增值税制度联动改革,使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从以一次性的土地出让纯收益为主向以持续的房产保有税、土地增值税等为主转变,促进政府土地管理本位职能回归,破解土地财政与政府治理困局。     

财政分权、过度投资与地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

已有研究表明,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过度投资严重、投资效率低下、资本结构呈现负债率过高的特征。对此,本文以2003~2011年间沪深两市所有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比率偏高的现象是否与其过度投资产生的高融资需求有关,以及财政分权这一制度因素是否会影响投资需求对负债比率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的负债比率与其过度投资程度显著正相关;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对负债比率的影响明显更高。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具有经济权利下放而政治权利高度集中、收入分权度低而支出分权度高的特点,这些特征在负面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低下。首先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其次选取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等因素对于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度对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负效应更为明显,总体上随时间推移政府环境治理积极性持续下降;最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