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交叉诉讼的审理模式初探

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对法院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提供法律依据，导致诸多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针对不同的民事、行政交叉诉讼，应对案件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相应的采取分别审理模式和一并审理模式以有效的解决纠纷。     

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案件的交叉冲突与解决

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案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经常出现两种争议交叉的冲突,两种争议在法律事实上互相联系、在处理结果上互为因果或互为前提。在行政诉讼中可否附带解决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如何对待行政附属行为;民事诉讼中可否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如何进行审查等,这是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急需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浅析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

先决问题(preliminaryquestion)又称附随(incidentalquestion)问题,是指在国际私法中有的争讼问题的解决需要以首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条件,这时,将争讼的问题称为"主要问题",而把这首先解决的另一问题称为"先决问题"。先决问题主要产生于婚姻家庭领域的诉讼案件中,并且随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频繁而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有关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理论上目前存在争议,实践中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做法。     

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问题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改革司法体制机制。我国的军事诉讼制度包括了军事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但至今仍未确立军事行政诉讼,其中不乏存在着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因此应从建立军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出发,结合军事司法改革的契机并围绕诉讼主体、诉讼范围构建军事行政诉讼制度。     

试论行政诉讼法的独特性

由于行政诉讼法不同于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其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也不同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同时,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和法律救济不同于行政法中的"行政司法监督"和"行政法律救荆".因此,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性,行政诉讼法的这种独特性有利于建立行政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也有利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更有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实施.     

不动产权属纠纷案件审理制度研究

司法实务中的不动产权属纠纷案件通常应以以下程序进行：首先，通过行政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程序变更不动产登记内容；然后，以变更后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履行返还不动产、停止侵权等法律责任。在司法实务的操作中，尤其是工作素质偏低的基层法院，经常会出现违背正当程序审理不动产权属纠纷案件的情况。针对于这种情况，笔者建议简化现行不动产权属纠纷案件的审理程序，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正式引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

举证责任制度在三大诉讼法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证据规则的核心,是法院在遇到事实难以分辨以及无法做出裁定的情况下能够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行政诉讼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构与相关的学术研究方面要有着不同的看待方式。因此,本文欲从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基本理论角度去浅谈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度的完善。     

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矛盾以及利益在不断增多,这导致相关行政主体体积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越加的紧张,冲突越加明显。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律制度,能有效缓解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文章第一部分论述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及外国实施的行政诉讼的相关制度;而第二部分中主要是在站在现实、理解以及法律三个方面的角度上来对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行了分析,重点阐述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建立的基础。第三部分则是重点说明了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主要构成元素及效力;第四部分是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完善措施。     

利益平衡视角下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研究

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承载着权利救济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使命,从诉讼程序末端影响诉讼制度的运作。随着司法实践不断发展,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制度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均存在一些不能使判决达到一种利益平衡状态的问题。我们必须在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明确的同时,将个人利益纳入行政确认违法判决的利益衡量之中,真正达到解决行政行为违法引起的利益冲突问题。     

证据规定的深远影响

2002年6月4日公布,2002年10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继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后出台的又一部关于诉讼证据问题的重要司法解释,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对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问题作出规定的司法解释。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作了开创性的规定。199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证据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但两者都只有六条规定,在证据规定上过于简单、不易操作,难以解决实践中复杂的证据问题。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核心便是对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的审查。因此,为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使行政诉讼证据运用更加透明、更易操作,也是为了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最高法院出台了《证据规定》,这将对我国行政审判事业的发展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是行政部门做出每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努力目标,也是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的基本要求,而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的基础就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因此作为完善证据取得和效力认定的证据制度,不仅规范了行政审判,同时对包括工商部门在     

我国引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法理依据及现实基础

我国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对和解制度也予以排斥,使得行政纠纷的正当解决渠道过于狭窄,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大缺憾。引进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有其法理上的依据：现代社会公权力性质的变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完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的需要;同时中国的传统观念、诉讼经济的要求、降低诉讼成本等优点为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奠定了现实基础。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模式探讨

原告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检察院、社会团体和公民的三元原告模式不仅有其现实基础,同时也有实现行政诉讼目的和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的意义。在允许检察院、社会团体和公民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同时,也要注意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被誉为"东方经验",其作为我国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由来已久,在解决纠纷、平息矛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调解,可以使诉讼更加人性化,降低当事人的对抗性,促进双方的相互谅解,有利于社会和谐。随着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最高人民法院也强调提出应进一步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民事诉讼调解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当前民事诉讼调解是适应社会现实要求,应对司法困境的理性选择,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但由于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下存在"以判压调"、"以拖压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与当事人处分权相冲突、调解的事后救济措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影响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对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进行完善已经势在必行。     

行政诉讼和解撤诉制度探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旨在规范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改变与原告撤诉两个问题,规范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和解行为,实现案结事了的目标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这种和解制度以撤诉制度为载体,故属撤诉框架下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对传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进行理念性更新和突破,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现实需要。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的界定入手,论证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依据,并对如何构建该制度作了粗略的设想,以期有益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优化。     

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颁布20年以来,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约行政权力及支持依法行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转型及利益多元化的变化,行政诉讼法的固有缺陷及司法实践暴露出来的局限也日渐突出,不仅导致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而且导致行政诉讼定纷止针对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下,近年来一些法院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创新思维,积极探索行政诉讼的协调制度,不仅使得一大批行政诉讼案件.素结事了",而且形成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互功,有效地化解了行政争议,推动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同时,中外理论界对于构建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呼声也因此愈来愈高,为此,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从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现状入手,分析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遇到的困难及障碍,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以期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浅析和再思考

<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是指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首长(法定代表人或正副职人员)出庭应诉的制度。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行讼法的方式,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制度。新的行诉法增加条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无论是其在当下新修改的行诉法中地位之重,还是其对于行政诉讼重大理念变化的影响,都理应引起行政法学界的关注。     

浅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完善及其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我国行政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新诉讼法对行政诉讼案件的诸多方面进行的修改和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就是其中之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对提高我国行政机关诉讼能力和诉讼意识有重要作用,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可以提高诉讼效率,促进争议解决。本文针对新诉讼法实施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措施,并探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意义。     

行政诉讼范围的法律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几年来，大量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有了行政诉讼而被制止在萌芽状态，或被纠正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诉讼作为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手段，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一些存在的问题也相继显现出来。     

破解非诉行政执行困境

目前,非诉行政执行作为行政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却未能引起学者的足够注意,不得不说是行政诉讼研究的遗憾。本文将从非诉行政执行问题的提出入手,介绍其基础理论和演变过程,并通过对非诉行政执行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尝试提出破解之策,以期能对我国行政行为的合法化和合理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