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探析及政策建议——以甘肃省为例

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由于城乡之间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渠道等尚处于分割状态，农民土地一旦被征用，就必然导致一大批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这部分失地农民，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村民，而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如何对这部分失地农民进行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因此，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及今后政府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     

拉德芳斯

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首个城市综合体——法国拉德芳斯(LaDefense),至今它仍然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拉德芳斯原本是巴黎西北部的一片僻静地方,普法战争后人们在高地上树立起一组雕像,提名“拉德芳斯”,意为“保卫”.而新建成的拉德芳斯给巴黎这座古城带来了浓烈的现代气息,也是现代巴黎的象征.     

改革的智慧首先来自改革的决心

人口多而土地少，这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二十世纪以来，基建于这一判断上的所有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建议，无不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土地流转第一拍”触礁

北京市平谷区良庄子村的万亩山地流转被媒体称为“农村土地流转第一拍”。有评论云,此次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第一拍”不亚于1987年的那一拍,它关系到9亿农民的切身利益,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土地从家庭中再度分离出去,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农民收入与农地制度创新

<正>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千百年来,大量的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和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然而,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相比较,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越来越感到难以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在近几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困扰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我们从多方面来考虑,其中,土地制度创新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一个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方面,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农民最为强烈的愿望就是获得土地及其收益,可以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六问农土流转

“土地为什么要流转？” 市场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多样化，不再仅仅依靠土地，有一批人也不会再回到农村，给土地流转腾出了空间。中国入世，农产品迟早要和国际竞争，我们这种小生产，好比舢板和航母比，没有赢的机会。小生产和规模经营的竞争、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将迫使土地必须流转起来，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     

农地私有化对解决农民问题弊大于利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认为，随着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一般而言，农地经营的比较效益是相对下降的。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寄托于农地“私有化”是不现实的。土地制度无论怎么“化”，都无法在农地上创造增量了。相反，如果农地“私有化”了，一旦城市化和工业化遇到挫折或危机，数亿人的吃喝拉撒睡等“麻烦事”就不得不集中在城市里解决，这是很危险的。维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既有利农业规模经营和合作经济、新集体经济发展，     

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让农民获得了自由。而今发生在一些农村的土地流转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农民流动，土地流转”这一农村最富有历史性的变革，加速了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农村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深沉的思考 深情的求索——冯振东报告文学《土地与书桌》浅议

“土地”与“书桌”,本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但读过冯振东先生发表于大型文学期刊《十月》的报告文学《土地与书桌》后,我们就能明白这两者之间不仅有深邃的内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还左右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悲欢与离合、前途和命运. “脸上爬满皱纹,手上布满皴裂,眼神中透着无奈,躯体上写着承受”,是冯振东笔下老式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他们祖祖辈辈生产粮食,却老是为吃饭发愁;同为共和国公民,却无缘享受城里人享有的社会福利.唯一能让他们“龙门一跳”成为城里人的机会,是考上大中专院校.     

农民“包水利” 清晰“水产权”──巢湖市槐林镇垅山行政村涌现一批“水利股东”

前几年，安徽巢湖市槐林镇开展土地规模经营的探索，农民纷纷大规模“包土地”，成为土地规模种植的新的“农场主”。最近，在镇、村两级组织的鼓励和引导下，槐林镇战山行政村山周自然村农民周安仲，带头出资4．2万元，修水库一座、挖当家塘一口。垅山行政村村民纷纷效仿周安仲“包水利”，涌现了一批“水利股东”。我们通过调查感到，民办水利解决了水利建设的投资管理机制问题，结束了水利工程一直吃“大锅饭”的历史，是加速水利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小水利工程建设的好途径。一、民办水利，使农民以多种形式成为“水利股东”地山行政村有15…     

“小产权房”问题再认识

“小产权房”的形成既与城乡二元体制有关,也与城市化、工业化集聚带来的土地快速升值有关．更与农村土地的福利性及具体的政府治理机制有关。“小产权房”的禁而不止,与市场需求及潜在利润有关,级差地租的影响及价格相对便宜是“小产权房”迅速发展的两大关键原因。“小产权房”问题的实质是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小产权房”不应合法化,这既能得到学术论证,又与中国现实相契合。从国家发展战略及95％的农民福利角度思考“小产权房”问题,才能在坚持土地宪法秩序下。对“小产权房”涉及的土地财政、征地补偿、失地农民等问题做出正确解决。     

扎下，土地流转的隆起效应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近年农业增产不增效的现状，又使农民种的土地成了难以割舍的“鸡肋”。在沭阳县扎下镇，许多农民本着“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土地流转渐成风气。农民不仅可以从租地大户那里获得一定的土地转包收益，而且还可以出外安心打工、放心挣钱。既得“鱼翅”，又得“熊掌”，土地流转俨然成了扎下农民增收致富的“跷跷板”。     

“三农”的命运

朱镕基总理在中国加入ＷＴＯ的当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世后我最担心的是农业。” 在很多人眼里，“三农”问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于经济正在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长期存在农业落后、农村贫困、农民生活艰难的现象，毕竟是令人尴尬的。 好在这一切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人们翘首企盼的转机正在出现。 两年前，地处关中平原的官道乡发生的一场“圈地运动”，不仅让这里的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土地流转”这个看似生硬的词汇所带来的好处，也使他们惊奇地发现，同样的一块土地，原来也可以种出这么值钱的东西！官道人是幸运的，而更多更…     

日本“武装移民”入殖黑龙江地区简析

从1932年至1936年，为稳定“满洲”的治安，协助关东军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主要以退伍军人为主，这一时期的移民被称作武装移民。1932年10月至1936年，先后五批近三千名退役军人入殖黑龙江辖区的绥棱、依兰、密山等地，劫夺当地农民的土地、家园。其目的即是将全体移民编为军队配合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形成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强化统治。     

土地改革时期农民获得土地的依据研究

从当下看,农民在毫无辩护和司法审判的条件下获得了土地和其他财产,这是一种对私有产权的极大漠视和对法制与伦理的强烈践踏,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时代意见”.站在“历史意见”的角度,对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改革形势,从外在要求和内在需求两方面共同探索土地改革时期,农民也存在获得土地的基础依据.     

反租承包 助农增收

重庆江津杜市镇农民熊建国今年栽种的500亩西洋杜鹃陆续上市，卖了个好价钱，仅4月份就实现销售收入10多万元。近年来，土地“反租承包”的新现象在江津市悄然兴起，据统计，“反租承包”在江津的面积已发展到5万多亩。 “反租承包”就是村集体在同村民签订了延长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合同后，在承认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又将村民的土地反租回来，再租赁或再承包给他人或单位。 农村耕地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赋予了农民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于是，在江津一大批种田大户以及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企业法人纷纷涌现出来。…     

人民公社时代的土地制度实施--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土地制度变迁考察报告之二

文章对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人民公社时代的土地制度实施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力—工分”制度、农民的土地观念等作了详细考察。人民公社时代的土地制度衍生出农民对土地的集体产权意识,但缺乏主人翁的认同感;而个体农民的“我”是集体的一员,又衍生出公平平等意识。这两种意识对后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浅议

一、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条件.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后的现实情况来看,要实现土地的合理流转,必须创造以下几个条件:一要进一步延长土地承包期,让农民拥有长期的土地使用权.“稳制”才能“活田”这是辩证的统一,只有进一步延长土地承包期,继续保持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长期分离     

大革命时期农民政权的金融事业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由此说明,大革命时期在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便是农民的政权机关,农民协会领导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金融事业,是一种新型的金融事业,也是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金融事业的萌芽。过去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论述如下: 一、农民政权金融事业产生的历史条件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被推翻了,但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公司＋农户”30年备忘录——农业产业化浪潮中的新主角

1979年，一个叫“正大集团”的泰国企业率先在深圳特区兴建了我国第一个合资饲料厂。当正大的专家来到农民家里，主动把农民家的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把带来的饲料倒在清洁的食槽里，给农民讲解如何喂料，并告诉农民只管从正大集团买鸡种、买饲料，然后专心养殖，不用担心销售时，可以想像，20世纪80年代初，很少有中国人理解这是怎样一种企业经营模式。正是从那时起，一种叫做“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开始了深刻改变中国农村传统“散户经营”状态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