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91～2006年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基于核密度函数的分解分析

本文使用多年微观家计调查的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解方法,分析1991～2006年间收入分布变动的差异,通过分解差异的不同来源考察其所代表的不同的福利含义,并试图回答改革过程中增长与不平等对于分布变动的相对影响。研究发现,这十五年间收入分布的显著变动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组分布密度的下降以及中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的流动,同时分布多年呈现出双峰或多峰形状说明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为均值效应(增长),其次为方差效应(不平等),残差效应(异质性群体)的效果最小。分布变动主要源于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不平等效应虽然也起到很大作用,但整体效果小于均值效应,而异质性群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组,且重要性相对较小。不平等削弱了增长的福利效果,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受损,又可能使得部分高收入家庭获益。城乡虽然都享受到了收入增长的益处,但乡村地区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收入分化,且异质性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     

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之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门槛面板模型描述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变化特征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对其影响,并比较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金融资产收益对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回归结果表明,高收入阶层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随着GDP增长而有明显提高,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收益随GDP增长提高的幅度比较小。研究认为,由于金融资产收益在宏观经济波动中的这种规律使得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导致总收入的扩大。而处于现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下,低收入阶层金融资产收益会进一步降低,高收入阶层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则会进一步增加。     

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7,到2001年扩大到1:5.39;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的居民收入与低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6.7,到2001年上升到1:9.3;若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加总,然后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总收入的比重方面来考察,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里,农村人口所占收入比重由1990年62.2%下降到2001年48.5%,而城市居民所占收入比重由37.8%上升到51.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来看,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迅速上升、低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扩大、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而随着我国居民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目前在我国的居民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三个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我国房价收入比的社会差距与住房政策体系的基本构想

2005年，我国房价收入比平均只有6．77，但社会差距较大：最低收入户是最高收入户的9．3倍。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住房政策：对于众多的中等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市场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通过政策性金融手段来提高这些家庭的支付能力；对低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廉租房政策来保障其基本的居住需求；对于高收入家庭，应由市场来供给住房，政府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统筹城乡就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一、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近年来内蒙古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岗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一方面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员长时间下岗或失业造成的。另一方面，农民收入低下，成了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无疑与我区广大农牧民长期“就业不充分”密切相关。失业问题突出，     

福利目标下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建立的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水平两因素间的关系式推导出中国所有制改革的边际社会福利公式,以从社会总体福利改进的视角研究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国有经济相对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不同时期国有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不同;在集体经济比重不变时,非公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结构变动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随着整个改革的深入,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边际福利上升;非公有经济比集体经济更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经过各种路径的福利比较得出:由公有向非公有的调整应是所有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的缩减均具有合理性,在现阶段,由国有经济向非公有经济调整的改革选择优于由集体经济向非公有经济的选择。     

异质性、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本文构建了一个劳动供给可变的内生增长模型，在不同消费者之问引入资本拥有量和劳动技能的双重异质性，并导出将这两种异质性与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的公式。分析表明，它们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只有在以资本与技能异质性的相对量为条件时，才能得到确定的增长．不平等关系。男外，拓展的模型则考虑了劳动市场不完全性对增长和收入不均等的影响。     

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现象的思考

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工农业间"剪刀差"、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及行业差别存在,以及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所造成的.应通过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加大培育中等收入人群比例、限制高收入人群收入过快增长等措施解决.     

城市移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基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新解释

本文考察了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对城市移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而从中观视角为城市移民收入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研究发现,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显著促进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所在城市大学生比例或相对多样化程度高于家乡城市是市外迁移者收入增长的源泉,而所在城市与家乡城市马歇尔外部性的差异对市外迁移者的收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所在城市与家乡城市劳动力市场厚度的比值则与市外迁移者的收入负相关。具体而言,市外迁移者所在城市与家乡城市人力资本存量的比值每增加1%,迁移者的年收入增长约0.2%,雅各布斯外部性的比值每增加1%,迁移者的年收入增长约0.1%。     

房产税改革的经济与福利效应：基于异质性个体模型的研究

如何理解房产税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对微观家庭的异质性影响，对于中国的房产税改革非常重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个体的世代交叠模型，量化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异质性微观个体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税改革的长期效果是优化居民资产结构、刺激消费、降低房价并显著提振实体经济。房产税改革带来了显著的福利改善，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最明显。然而，征收房产税在短期内会带来房价的快速下降和租金上升，高财富和住房资产较多的群体在改革当期甚至存在福利损失。当存在征收面积减免时，房产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减弱，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买房的同时伴随着消费的相对下降。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收入差距的日益恶化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幸福感,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民生性支出,具有典型的福利性与公平性特征,其可能加剧或缓解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低水平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而较高的收入差距则会降低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这一效应对农村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缓解了收入差距过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的不利冲击。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矫正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因此,我国政府理应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从而使农村居民更幸福感。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山东例证

利用山东省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金融信贷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农村储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负效应。应采取增加农业贷款的支农力度,强化财政支农的力度,以及避免农村资金倒流等措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Gen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Case for Progressive Income Tax

Abstract

The effect of ability inherita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s analyzed with an emphsis on the role of progressive income tax. Epstein–Zin style utility function is used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risk aver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higher genetic inheritability leads to lower per capita income, higher income variance and lower aggregate welfare at the steady state. This tendency is intensified when the elasticity of a child's income to parent's educational investment is higher. In this setup, it is shown that progressive income tax can be a welfare-enhancing tool by increasing social mobility. The optimal progressive income tax rate is obtained in the benchmark model and its positive effect is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Veil of ignorance”, a concept proposed by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与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使得我国城乡收入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与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与支出在呈线性关系的同时,也存在着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阻碍了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文章在最后对引起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进行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规律的定量分析

文章通过数学方法对1980～2007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c）、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f）及收入差距相互关系进行反演,发现它们服从（L-If）／Ic=0．24＊Ln（（L-If）／If）＋0．50的规律;If／Ic以0．50为中心,向〉0．50或〈0．50的方向演化与城镇失业减轻或加重有关。在当前经济模式下,2020～2021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变,收入差距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会由扩大向缩小转变。     

信贷约束下的农村金融与农村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文章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期生命周期模型来考察在信贷约束下农村金融与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机制。模型结论表明,在存在农村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农村金融的发展能否起到缩小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农业投资回报率、农村金融贷款利率和农户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成本对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农村金融支持的农业投资回报率越高,农村金融贷款利率越低,农户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成本越低,则农村金融的发展越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     

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收敛性实证研究

使用1991-2011年的人均收入和CPI数据,文章对中国西部地区各省的城乡收入进行了β和σ收敛分析,结果表明:1991-2011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在收入增长率上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在收入水平上也存在σ收敛;农村居民在收入增长率上不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在收入水平也不存在σ收敛;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因农村收入差距加大而逐步扩大;各个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西部地区整体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等,以贵州、云南、甘肃、内蒙古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分析

文章运用CHNS数据库,从收入流动性视角,通过反事实计量和数值模拟方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解出城镇化因子对收入流动性的净效应,进而研究城镇化对我国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虽存在较高收入流动性,但底层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大,且阶层联动结果证实了农村收入分布存在极化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效应引起的农村收入流动性并不高,主要是引起相邻收入阶层之间经济地位转换;同时,从城镇化导致的阶层联动看,既有促进较高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向两极分化的作用,又有抑制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变小的作用。总体表明,城镇化对农村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经济地位提高更有利。     

Income Uncertainty and Optimal Redistribution

Implications of income uncertainty for socially efficient redistribution are examined. Counter-intuitively, a policymaker may respond optimally to a negative utility shock in the economy by redistributing income away from those who suffered the shock. In particular, it may be welfare enhancing to redistribute income away from risk-averse taxpayers who suffer an increase in the variance of their earnings. The direction of redistribution following an increase in uncertainty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absolute risk aversion declines with consumption. A condition is provided for when an efficient policy redistributes away from those facing the greatest uncertainty.     

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解决途径

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依然很小,且其来源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指出,应采取积极措施拓展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提高其财产性收入。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对于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也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