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际法的强制性

国际法和其他国内法一样,同为法律,均具有强制性,都是必须遵守执行的。虽然二者的强制实施方法有所不同,但法律本身的强制力并无强弱之分。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强制的有关内在因素趋于完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守与执行。     

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试析以色列隔离墙政策的合法性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一个传统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全球化风潮盛行的今天，这个问题又是国际社会和各主权国家必须经常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隔离墙问题是困扰巴以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由于相当一部分隔离墙修建在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因此虽然这一政策在以色列国内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但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也被国际法院加以否认。就此，各方从国际法和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角度就隔离墙的合法性进行了多次较量。     

浅议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问题——探究冲突时的解决方法

在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时，国际法的位阶若高于国内法，则适用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是在相同的位阶上，多为优先国际法的规定；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均未有明确之规定情况，应采取国际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来解决冲突。     

国际法定义探析

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家法的调整范围和主体也在逐渐扩大,新的国际法律部门也在增多,形成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这对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本文以国际法的定义为出发和落脚点,探析与国际法发展相适应的国际法本体问题,以期对国际法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浅谈国际法视角下的光华寮案件

经过40多年漫长诉讼的光华寮案,不仅是一起民事诉讼案件,更是涉及中日关系的国际法问题。作为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发挥作用的特殊法律部门,国际法学也随着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密切而备受重视。本文将通过对该案的具体剖析,采用国际法学中关于国家和政府承认的理论来阐述国际法在处理一国涉外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有一个变迁过程,这种变迁过程和国际法的"道德进化"以及国际法变成真正的"国家合意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古代与近代国际法往往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或者说它们只是规范了很低标准的道德,其中一些甚至还属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一度得到早期国际法的支持。而这种性质的国际法在工具意义上就成为强国掠夺弱国的工具,有利于大国、强国的利益扩张,却和弱小国家的国家利益存在很大的冲突。当《联合国宪章》将主权平等原则确定下来并得到各国遵守之后,国际法才真正变成"国家之间合意之法"。这时,对大国来说,国际法主要还是它们之间利益均衡下的结果,有利于稳定它们主导的国际结构体系以及秩序体系;对小国来说,国际法变成保护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主要工具。此时的国家利益与当代国际法体系,或整体上的国际法的关系,变成一种新的共生共长、相互依赖的关系。当然,这不排除某些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或规则与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同一国家不同部分的国家利益、同一国家不同时间阶段的国家利益、甚至同一国家同一部分同一时间段的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发生冲突或者存在不协调之处。     

浅谈国际法视角下的光华寮案件

经过40多年漫长诉讼的光华寮案，不仅是一起民事诉讼案件，更是涉及中日关系的国际法问题。作为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发挥作用的特殊法律部门，国际法学也随着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密切而备受重视。本文将通过对该案的具体剖析，采用国际法学中关于国家和政府承认的理论来阐述国际法在处理一国涉外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投资保护协定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障

投资保护协定是双边条约的一种形式，签订了协定以后．国家（政府）就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承担了国际法上的义务。投资保护协定与国内法共同构成了保护投资的法律体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法演变史为理解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改善和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条法律的途径。中国与亚非国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国际法的进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战后新兴国家对新型国际关系法律基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西方特色的国际法知识进行了概要的回顾,进而对当代国际法酝酿的变革机遇进行了分析,最后立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中国的国际法文化资源以及和平共处国际法理论体系建设提出展望。作者认为,和平共处国际法理论是新中国立足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基础上,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和国际新秩序的大义所向,在与其他国家共同探索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并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共性的国际法知识体系,它与联合国所致力建设的国际和平目标也是一致和相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价值体系和国际社会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共同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和谐共生道路的基本价值准则。     

武汉地区高校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的现状与改进

新世纪，中国越来越强调依法治国，国家对于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越来越重视，而国际法作为法学课程中的一部分，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很多法学院都开设有国际法这一门课程。我们知道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是各个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准则，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胚，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国际法视阈中的老龄者权益保障问题——基于我国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思考

老龄问题不仅是国内法规制的对象,也已成为国际法规制的对象。我国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相关国际法律文件的部分内容相符,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老龄问题具有特殊性,应该在共同应对老龄问题的国际协调中发挥作用。     

应对美国贸易保护

美国人在处理国际事件中,常常是把美国的国内法律法规凌驾于国际法律之上。一般意义上讲,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但现阶段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和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因而,如何对待已承诺的国际条约及其在国内的适用程度,各国仍存在一定差异。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很多时候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如根据美国贸易法案中的"301"条款,美国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和     

论在国际法视角之下构建国际和谐社会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建立国内“和谐社会”思想在国际层面的自然延伸和扩展。国际法是构建和维护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工具。国际法治是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原则;民主与平等,保障人权与自由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促进发展,维护安全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功能。     

论在国际法视角之下构建国际和谐社会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建立国内“和谐社会”思想在国际层面的自然延伸和扩展。国际法是构建和维护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工具。国际法治是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原则;民主与平等,保障人权与自由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促进发展,维护安全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功能。     

论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培养

高素质跨国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至少包括本国法、外国法、国际法、专业外语,还要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现行教育体制妨碍了培养更多适应全球化和市场需要的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目标的实现。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培养路径主要包括重视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关系实践的融合、建立知识间的有机联系、专业外语的应用和高素质教师队伍动建设等。     

中国与国际法秩序的构建

全球互联互通,问题与争端凸显,国际争端法律化的趋势日益增强,用国际法解决纠纷与争端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转变为法律主张,是中国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和贡献,也是我国在建立中国特色国际法学方面的努力。未来的发展,中国不仅要参与国际法秩序的建立、运行,还要在国际法秩序的发展中提供方向指引和价值主导。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

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当前在国际上,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主义干涉"等种种论调盛行,某些国家甚至已将这种论调付诸实践。人道主义干涉不仅涉及国际法,而且还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从主权和人权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国际法的发展动向,也对国际法的理论和现有规则、原则提出了挑战。     

基于国际法视角分析圆明园文物追索

圆明因文物流失事件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文物归属更多地溶入了国家、民族甚至个人的情感因素.既然是依法追索,文物追索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包含强烈情感因素的法律问题.由于文物返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文物追索既涉及到文物占有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又涉及到国际法的有关规定.文章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分析圆明园文物追索问题.     

试析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复合依赖关系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联系密切,国际法既是国际政治的产物,又必然体现、反映国际政治的内容和要求。同时,国际法一经形成,就会在既定法律范围内成为制约国际政治的制度因素,国际政治将沿着国际法的既有轨道运行。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两者之间的复合关系不仅是国际政治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国际法作为独立价值尺度的必然反映。两者通过相互影响、彼此建构,共同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有序、和谐的方向发展。     

论国际法的主体

国际法主体理论是国际法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将个人、跨国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纳入其中,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既有利于丰富国际法主体理论,又可以全面的保护国际关系参加者的权利,使国际法发挥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保证国际社会各项经济、政治、文化、体育等活动的顺利有序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