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贵州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针对贵州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农村的全面发展。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对策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是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实施的积极政策措施,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负面影响。新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基层政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于相关主体行为的分析

本文试图从相关行为主体的角度建立一个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框架.通过将乡镇政府、村委会和以农户为主的民间组织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相关主体放在农作制度的非集体化变迁、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对其行为分别进行考察,揭示了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并指出导致困境根源在于制度安排上的失衡.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了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路径选择.     

"零税费时代"关于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大力推进一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针对这一政策产生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进一步从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多中心产品供给制度、规范征税和收费、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约束机制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了相应的路径求解.     

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公共产品供给途径探析

本文从考察公共产品的含义、特征入手,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公共产品的供给面临的严重困境,提出了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公共产品的供给途径。     

县乡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村地区农业、农村、农民共同需要的具有全部或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务。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体来说普遍缺乏,而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县乡财政困难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只有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才能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笔者拟通过分析县乡财政难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提出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     

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的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短缺问题十分严重,必须重构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大抓手:确保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努力增加纯农户的收入；鼓励农民创新业、创大业。实现农民创业就业增收；全面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着力提高农民“找饭碗”的能力。实现农民转业增收：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实现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农民减负增收。     

云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服务是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是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根本保障。     

基于农民消费倾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优先序研究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缺乏配套的公共产品供给,造成了农村消费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从而出现农村潜在市场难以启动的现实难题。文章从农民消费倾向的角度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应供给的公共产品,最终使公共产品按照优先序供给以实现最有效率的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民福利、农村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大影响。本文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分为需求表达机制、筹资机制以及决策机制，阐述了各个机制的现状，揭示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若干建议。     

转轨时期政府财政卸责任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本文以1994年为分界点，考察了转轨时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我们发现，在整个期间政府存在财政卸责行为。这种行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税收改革的缘故，在税制改革中，上级政府将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责任捆绑在一起，以层层分包的方式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最终推给了基层乡镇政府，乡镇政府部门在收入少，支出大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制度外的产品供给方式，费用则由当地农民承担。在整个过程中，存在首政府导层卸责行为。     

非经济性公共物品需求的实证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3—2010年中国内地地区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估计了4类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居民需求函数,实证检验与公共支出需求相关的因素,并分析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与居民需求的匹配指数.实证结果显示:非经济性公共物品需求与人均收入,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比重正相关.收入增加对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居民税收负担增加,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就越小,但从总体上来讲,非经济公共物品供给矛盾在逐步缓解.     

安徽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紧缺的问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此,如何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关注的重要实践和理论问题。根据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文章认为,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包括供给制度的创新、供给主体的创新、供给渠道及公共财政供给效率评价模型的创新。     

农村居民多维收入流动、税费负担及政策效应——基于面板数据PSM-DID方法的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从动态视角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其变动程度受到税收等因素的影响。文章基于2001年至2014年季度和年度面板数据,依据多维收入流动指标,测算出了地区之间农村居民绝对和相对收入流动程度,并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和工具变量估计法研究了农村税费改革及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应非常显著,实施农业税费减免政策的地区,其农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显著高于未改革地区;（2）税费负担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即当税费负担率为0.167%时,绝对收入流动性达到最大值,若进一步增加税费负担,收入流动性则呈现下降趋势;（3）税费支出变动对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也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4）农村劳动力文化结构、工资收入比重等家庭特征因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异质性。有鉴于此,在进一步完善税费征收项目监管的同时,依据家庭及地区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实现地区间收入分配均衡。     

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责任探究

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和免征农业税的实行,学界再次关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并围绕它展开争论。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阐述,分析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缺失。认为在构建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政府首先要建立相关的法规制度——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科学的决策机制、稳定的投入机制和健全的监督机制等,其次在制度的执行上,要根据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原则并结合公共产品外溢特点和受益范围,在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的基础上,实践中央、地方、农民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文章尝试基于共同富裕视角考察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旨在理解税收政策对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利用200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研究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趋势,增加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并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确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并通过促进农业机械化而释放了农村劳动力。本文为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协调推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极具现实意义,并为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改革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研究基础。     

城乡统筹背景下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新探——基于成都试验区的调查分析

城乡统筹改革背景下,村级公共品的供给关系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全国各地区的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也在不断改善,其中,成都试验区作为领头羊率先在融资渠道和民主机制建设中取得了突破。本文基于对成都试验区部分有代表性村庄和小城镇投资有限公司的调查,剖析这种新型供给机制,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对策,以适应村级公共品供给中更新、更高的要求。     

促进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应实现几个转变

增加农民收入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制度创新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要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创新财税制度,实现＂少取多予＂向＂不取多予＂的转变;创新价格制度,实现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向支持价格的转变;创新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差别待遇向国民待遇的转变;创新土地产权制度,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向清晰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