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刑科题本看东北旗地的经营方式

清代的旗地,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它对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考察旗地经营方式的演进,对研究满族的发展,满族与汉族的互相接近、乃至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乾隆朝刑科题本,着重对东北旗地的经营方式进行探讨.一旗地是普通满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依托,旗地上的生产方式如何,最能说明满族的发展状况.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的旗地与关内的旗地,又有所不同.《大清会典》载:“盛京十四城旗人所种之地,及近京圈地征收旗租者,皆曰旗地.”指出了东北的旗地是“旗人所种之地”,关内的旗地是“征收旗租”的圈地,已经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     

从地权形式的变化看明清时代地主制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伴随土地关系的变化有着进一步发展。这时土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屯田、贵族庄田向民田转化,地主制经济不断扩大;一是官绅特权地主向一般地主过渡,庶民地主有所发展;一是地主经济本身的变化,封建依附关系趋向松解。 一、国家屯田、贵族庄田和官兵旗地向民田转化 明清两代屯田主要是军屯,即卫所屯田。腹里一部分卫所军承担转运漕粮的任务,这部分屯田也叫漕运屯田。     

《天圣令·田令》所附唐田令荒废条“私田”的再探讨——与杨际平先生商榷

唐律令里的"公-私"是一对与"官-民"比较接近的概念.两者间很难找出实质性的差异.唐代的律令里见不到公-民、官-民的用法,也见不到"民田"的用语,而将民田一律称为私田.因此,认为"私"即私有权,"私田"就是土地私有的看法有问题.根据"此谓永业、口分之外,别能垦起公私荒田者"不能得出这只能是均田制体系外的农民私有田地的结论.比如,田令规定的赐田、勋田都是口分、永业之外的私田.如果荒了,就是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荒田,这和均田制体系内外没有关系.     

清代北方农地利用的特点

1.北方佃农的耕作习惯 清朝北方佃农常有被田主撤佃夺耕的危险,往往不愿改良土地。在旗地上,“小民欲治良田,必积二、三年之苦工,深耕易耨,加以粪治、田甫就熟……遂添租挖种矣。”嘉庆五年,户部奏言:“数年以来,旗人及内府庄头撤地另佃者实属不少”。在一般的出租民田上,土地所有者更是:“为了增加地租,往往夺田另佃,挑动新佃与旧佃冲突,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因而,北方佃户大多以广种多佃为宗旨,结果土地变得日益贫瘠。     

读伍丹戈著《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

最近读了伍丹戈先生的新著《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得益非浅。此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十万余字,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研究明代的官田和民田。第二、第三部分探讨明代均田、均粮运动的由来和发展。第四部分阐述明代均田、均粮运动的历史意义,也是本书的结束语。全书内容充实,分析缜密,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汇集。它的出版,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对于明代经济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可喜收获,读者会因此而有所裨益。 (一)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曾是我国史学界热烈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有的主张,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有的则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土地所有制形态。然而就实际的土地问题作具体细致的分析,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土地制度的具体深入研究更是欠缺。作者选择了明代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官田和民田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这种研究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作者围绕这个问题,首先研究了明代官民田土的来源。作者认为,明代官田的来源,常常是凭借封建国家的统治权力,通过各种籍没形式而取得的。虽然屯田,牧地和赐乞庄田不是来自籍没,但也是依靠统治权力取得的,而且是比籍没     

明代杭嘉湖地区役制的演变

明代的役制很复杂。《明史·食货志》是这样记载的: “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泛。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其力”; “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黄册成,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以上、中、下户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日均徭,他杂役曰杂泛”。     

“地利不可竭”——略述《管子》的生态经济思想

《管子》是一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中国古代著名典籍。它十分重视开发和利用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因为它把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看作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管子·小问》篇)“夫民之所主,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篇)“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管子·轻重甲》篇)显然,《管子》认为充分利用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并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就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实现富国富民。     

乌审旗畜牧业经济发展对策

一、引言乌审旗地处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气候干旱,地下水资源丰富,土地沙化风蚀严重,是一个少数民旗聚居的旗县,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解放三十多年来,乌审旗的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牲畜头数由1949年的258176头(只),发展到1967年的1030619头(只),1984年为     

略论曹魏的士家屯田

自五十年代至今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有关曹魏屯田的论文,其中多论军屯与民屯,对于士家屯田则所论甚少。主要原因是史料缺乏,我们现就管见所及,提些粗浅的看法。 (一)士家屯田的开创 清代学者何义门说:“魏制,凡镇守部曲将及外官长吏并纳质任。家口应从坐者,收系保官。”质任古已有之,曹魏予以发展形成了质任制。其直接的原因出于加强对军队将士的控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建安二年张绣降曹而又复叛事件。事后曹操对诸将说:“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意即如取绣妻子作为人质,则张绣不敢复反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曹操为了防止士兵的逃亡,则     

以民为天

偶翻《汉书》,读到《郦食其传》中“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深以为然。兴之所至,又查阅到汉初民本思想之集大成者贾宜在《新书·大政上》云:“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又,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读通鉴论》有云:“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综上可知,所谓“以民为天”,就是当权者要把人民作为安身立命的依靠,要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高、最大、最神圣。“以民为天”,乃治国之本。《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通‘为’)邦本,本固邦宁。”意即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唯民生安宁…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六)

十三 谢肇淛编纂的《万历永福县志》,是福州永泰县最早的县志。其中有不少关于土地关系、人口、风俗以及动乱等社会经济史的资料。顾该县志目前流传甚少,特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卷一 地纪 土田 福州九邑而六滨江海,忽为洲淤,忽为潭渊,故土田时有盈缩。永福开山为田,农勤则日增,农惰则日减。名田者,堤堘之外,上至山椒,下至山阯,皆得而主之,县官案籍征赋,田主计亩收□,佃田有阙危(属斤)险,惟其播种,若履亩而科其赋,则弃而逃去,复为菅茅,故卖买之家,惟知有佃户,不知有田。田在千岩万壑,未易蹑屐至也。     

两宋时期的经济理论考察

<正> 两宋三百余年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是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关系、赋役制度、阶级关系,以及政治结构、思想文化,观念意识诸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承先启后、新旧交汇的转折时期特点。以下分几个问题重点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与观点。 (一) 生产力思想的考察。宋代生产力思想中较有理论价值的思想主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 关于人口与资源的思想。宋代人口增殖与土地比例失衡问题已较明显,在发达地区的福建路和两浙路,每户平均有田10.6亩和20.3亩:生产越发达,人地冲突越剧烈,“浙间无寸土不耕”、“江东西无旷土”、“蜀民岁增、旷土尽辟”,这类记载很多。人口与资源问题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主张,最为突出的是苏轼,他提出的论点独到而不凡。第一个论点是“夫中国之地,足以食中国之民有余也”,认为自然界养育生民自有其生态平     

广州从化县吕田区“本地人”来源辨

一吕田区处于广州市行政管辖的从化县北部,座落于群山之中。她原名为“流溪堡”、“流溪峝”或“纸峒”。清代康熙年间郭遇熙编纂的《从化县志》说:“流溪地狭民贫,以竹纸为生涯。”(见该书卷一“疆域·流溪堡志”)。又说:“流溪,一县之水也。溯溪之源,北至五指,由五指而更穿岚度(山献),则山有十八峝,峝有十八山矣。溪谷林箐,缕缕烟火者,间得四十八邨。相逢野老,椎髻殊颜,鸟语(夬鸟)舌,迥异人间。噫!岂其秦汉之人耶?”(同上书,卷一“流溪图说”)     

“大索貌阅”考实

隋朝的“大索貌阅”法,是该朝代检括户口、人丁的措施。对此,《隋书·食货志》。《隋书·裴蕴传》、《北史·裴蕴传》、《通鉴》均有记载。下面分别摘引。 《隋书·食货志》: 开皇三年,……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己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於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隋书·裴蕴传》、(《北史·裴蕴传》曰):     

宋时福建“生子多不举”原因何在

乾道五年,朝廷下过诏书:“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要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石、钱一贯,助其养助,……以臣寮言,福建路乃有不举之风,益缘贫乏,无以赡给”。 庆元元年,余端礼、郑侨也称,“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为此,福建提举宋之瑞再次上书朝廷,“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 王鼎徙建州,史书也载,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如上所载,福建“生子多不举”,原因似是“地狭人稠,无以赡养”,即耕地少,人口过剩的缘故。     

汉初算赋口钱辨

汉朝曾经设立算赋和口赋的名目,向平民征收人头税,它们是平民的主要封建义务,其负担的轻重,征收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平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什么是算赋?《汉书》卷1《高帝纪》:“(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八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什么是口赋?《汉书》卷7《昭帝纪》:“(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毋收四年、五年口赋。”注,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我国的历史学家一谈到汉朝的赋税制度时,无不引用如淳的注解,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但是,如淳的注解是有问题的,只要我们认真钻研     

广州的七夕风俗

七夕乞巧的风俗,过去各地皆有。而广州女子拜七姐,特别虔诚,礼节之繁缛,可谓他处所未有。《广州岁时纪》云:“七月初七日,俗传牛女相会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初六日陈之庭内,杂以针黹、脂粉、古董、珍玩,又花生、时果等,罗列满桌,甚有罗列至数十方桌者。邀集亲友,唤招瞽姬(俗称盲妹),作终夜之乐。贫家小户,亦必勉力为之,以应时节。初六夜,初更时分,焚香燃烛,向空礼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礼拜后,於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多有能渡过者,盖取金针度人之意。并焚一纸制之圆盆,盆内有纸制衣服中履脂粉镜台梳篦等物,每物凡七份,名曰梳     

明代川陕茶马贸易浅说

《山堂考索》云:“行地莫如马,马者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胜也。”所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马政,尤其是均很讲究战马的供给。明朝更是如此。明朝政府除了通过与边疆少数民族的通贡、马市以取得马匹,及组织喂养(包括官府直接经营的监苑马和责成民间喂养的民养官马)以繁殖马匹之外,又在四川、陕西等地区实行了茶马贸易制度,以图马匹的恒久供给。     

从广州爱育堂契约文书看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关系

同治辛未(1871年),广州乡绅潘云溪、潘镜波等人,建立了名曰爱育堂的慈善机构,此后曾相继购入了一批土地。从现存的爱育堂置产簿及其它的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买卖关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本文试对此作一概述,为今后的有关研究提供一点素材。 一、与土地有关的契证 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是历代劳动人民采取修筑堤围,与江海争地的结果。万历《新会县志》说:“象山之下,昔皆为沧海,民生其间,不为波臣者儿希,今则淤为沃壤、望不可极”。嘉庆《龙山乡志》卷首也说:“考宋元以前,山外皆海,潦水岁为忠,民作高阜而     

明代府县吏典社会危害初探

一 府县吏典在经济事务中的巨大危害 黄梨洲云:“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吏以求利为最大目的,而国家经济事务直接与“利”有关,自然是吏典们干预的主要对象。 所谓经济事务,当以征派赋役为主,吏书由此得利亦最厚。洪武初朱元璋建立粮长制度,就是因为“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现在设粮长督其乡之赋税,是“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当然这达不到除弊的目的。吏典在赋役征派上作文章,有多种途径。比如造册。赋役之征派依据土地及人口册籍,已见前述,吏书可任意涂改,从而改变征派之额。永乐初福建巡按张翥上书,说“近在外诸司每阅四月造册,各遣人进缴。然仓场、库务、水马驿、织染、军器局衙门额设官吏二人,或一人有故,一人进册,所管钱粮造作,委之吏胥,欺诈百出”。洪熙间又有浙江参议戴同吉上言,说嘉兴、湖州、海宁等地的闲吏、粮长之类,“有征其税丝粮草、侵用不纳官者;有假造作横敛无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