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制度之构建——基于类型化分析之框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为其成为一项独立征收客体,并能获得征收补偿提供了正当性理论基础.然而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理念是建立在债权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之上的,忽视对失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单独进行相应的补偿,这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并受其强烈冲击造成了现行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憾和系统性缺陷.因此,急需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进行制度化构建.     

编辑回顾

物权法草案三审稿修改原草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自然人、法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给予补偿。”三审修改稿增加规定:“国家保护私人的所有权。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禁止以拆迁,征收等名义非法改变私     

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之辨析

不动产登记制度是物权法的基本制度之一，本文基于对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现状的分析，深入探讨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功能与效力．针对我国当前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进行立法思考。以求为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设立和完善探寻可行之途。     

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缺乏统一的规范,应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完善相关立法,赋予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物权成立效力和公信力。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证制度

由于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将对现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物权法的立法已成为我国法律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动产物权及不动产登记制度因其在物权法的重要地位更是引人关注。通过各国(地区)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公证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出公证制度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物权法应引入不动产变动公证制度，以弥补现有物权法草案中没有吸取大陆法系国家不动产变动公证制度的缺撼。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分析

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动产的观点在学界历来没有争议,但是随着不动产物权交易日渐繁盛,对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产生的影响日渐扩大,并鉴于当前维护不动产物权交易安全的迫切需求,我国于2007年的《物权法》明确肯定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文章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具体分析。     

澄清预告登记中的一个误区

预告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受让人之不动产物权变动请求权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在我国,当前一个观点认为预告登记亦可保障预售商品房购买人（预购人）于将来取得房屋所有权,但笔者在对预告登记、不动产登记簿、不动产物权变动请求权及其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预告登记并不适用于预购人之请求权的保障,其理由为：一、在预售商品房中,缺失预告登记所必须的不动产登记簿;二、在预售商品房中,预购人之请求权不能成为预告登记的内容。     

美国不动产征收补偿司法实践之解析

美国的征收司法实践主要通过“合理市场价值”的计算实现公正补偿.“市价补偿”虽未能反映不动产的特殊价值,但有利于避免过高的谈判成本,其不足可以通过给予额外补偿、建立特殊价值的举证责任规则加以弥补.在各种市价评估方法中,可比较售价法有利于充分利用市价的信息汇集功能,但难点在于选择合理的参照物业;收入折现法可直接反映物业对产权人的使用价值,但难以反映物业的其他潜在用途的收入或价值;重置成本法可间接衡量资产价值,单独运用容易出现偏差,但可作为可比较售价法的必要补充.我国在不动产征收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应当加强对补偿标准计算规则的研究和运用.     

离婚协议中“不动产赠与”条款的法律分析

协议离婚夫妻双方订立的协议书中通常包括财产处分条款。条款约定将不动产财产给一方或子女的,其"赠与"性质虽可以得到肯定,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争议。文章从物权变动与物权效力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不动产物权登记变更的必要性,以及离婚协议是否属于赠与合同或利他合同的探讨,得出协议约定不动产变动而未进行变更登记则原则上物权未发生变动,同时"不动产赠与"条款不可任意撤销的结论。面对争议问题,可适用婚姻法、物权法以及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并参照适用合同法处理。     

物权法规则的空缺结构:认真对待实际物权

物权法规则存在着固有的空缺结构.依我国<物权法>第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的变更、取得均须登记始生效力.我国不动产登记主要采取形式审查,一般不涉及实质审查,这就可能造成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权利人和真正权利人不相符,以致实际物权和名义物权的对立.鉴于此,应设立一种制度:物权虽经登记,但经真正权利人证明登记的名义物权不具有正当性,则其应获得实际物权,名义物权人和实际物权人理应重归统一.应允许司法者运用合理司法裁量权以使实际物权人获得司法审查的最终救济路径,从而填补物权法规则的漏洞.     

论公用征收决定权与补偿机制的设置——以公用征收的权力、权利和义务关系为视角

公用征收具有行政法与民法的双重属性,其内部存在权力──义务和权利──义务两种法律关系。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就应该对公用征收决定权进行科学的配置;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财产权保护制度,就必须明确公用征收补偿的原则、标准及程序。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农民有职业和身份两个层次上的涵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身份上的农民概念和职业上的农民概念在农村非农化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失地农民开始出现。在经济现实与制度跟进不对称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研究表明，土地产权模糊、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以及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混乱等是造成失地农民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原因，失地农民被边缘化了。为此，改革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征地补偿标准势在必行。     

生态补偿基本理论问题探究——基于行政法学视角

生态补偿指的是行政主体对公民因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合法行政行为而遭受的特别牺牲给与的填补和回复,性质属于行政补偿。其行政法理论依据包括生态行政法治理念和行政补偿理论。在此基础上,生态补偿的分类可以分为基于征收的生态补偿和基于财产权受限的生态补偿、全国性的生态补偿和区域性的生态补偿。不同的分类应当适用不同的补偿标准、方式、程序等。     

对"物业税"内涵及改革目标的进一步探讨

"物业税"内涵的准确把握及其改革目标的确定直接影响其税制设计."物业税"指的应是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而不是合并房地产各环节税费而形成的一个新税种;我国当前"物业税"的改革目标应是完善现行房地产税,并使其成为理想的地方税种;对我国"物业税"税制设计的几点建议.     

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农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相关土地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但在征收农地用于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没有体现土地的权益和真实价值,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农地发展权。通过介绍农地发展权的含义,并对农地发展权的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权益保障的关键在于明确土地权益,赋予农民拥有农地发展权,保障农民有权获得农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我国新房地产税评估机制解读及启示——基于评税主导权视角

新房地产税以评估值征收的计税依据确立了价值核心的税基立法体系,从评估主导权视角解读房地产价值评估机制,对新税施行的立法规范、价值评估效力、产权登记制度、评税体系等要素进行梳理,形成了实现房地产市场活动合理调控的税制思考,并从新房地产税征管制度安排方面提出了立法因应的主张。     

在职消费:薪酬补偿还是利益侵占

在职消费具有薪酬补偿与利益侵占的双刃剑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是这两股作用力的博弈结果,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又受到管理层激励与约束程度的影响。为探索在职消费的业绩影响,分别以显性激励水平和管理层权利为标准分情境讨论了在职消费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显性激励水平相对越低的情境下,在职消费越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越显著;在管理层约束程度越弱的情境下,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职消费的利益侵占效应越显著;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职消费所发挥的薪酬补偿效应更大。     

《物权法》颁布与我国征收征用概念之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界定征收征用的概念提供了契机,也提出了要求。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将征收征用的客体界定为财产权,将公益限制纳入征收征用概念体系,应以时间和法律效果的不同来区别征收和征用,应将普通征用和人力调用也纳入征用的范围并予以补偿。整合后的公益征收征用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强制有偿取得或限制公民财产权以及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的行政行为,包括公益征收、公益征用、公益限制三种类型。公益征收和公益征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永久性取得公民财产权,后者是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公益限制是指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管制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补偿之责,既不同于征收,也有别于征用。     

旅游房地产与旅游度假房地产概念研究

鉴于目前旅游房地产概念混淆不清,从定义与范畴出发对旅游房地产概念进行辨析,认为现有界定模糊了概念的逻辑关系。旅游房地产应是以旅游为主导功能的房地产。它与旅游地产、旅游物业、旅游房地产业及旅游度假房地产等属于不同而又有交叉或种属关系的范畴．依据功能作用的差异,将旅游房地产分为吸引物房地产、公用设施房地产与度假房地产3种类型,提出。旅游度假房地产”的概念并予以界定,以适应旅游房地产领域业态发展的需要,为产品模式的清晰与法律法规的健全提供理论参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及政策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经营和使用权。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和使用权限。与此同时,国家还逐步完善了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办法和程序以及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办法。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土地制度变革在土地产权、政府征地安置补偿和土地流转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在新的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还应进一步确保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完善征地制度和规范土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