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融资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双重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的研究

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制约了企业出口行为。文章构建离散动态选择模型,探讨信贷融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方向,发现信贷融资通过缓解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借助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和Heckman选择模型,文章从双重信贷(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角度检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双重信贷融资提高了企业双重出口边际,信贷融资促进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扩大集约边际,且该促进作用因企业所有制和规模有所差异。因此,完善商业信贷市场以及改革银行信贷体系是推动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途径。     

信贷融资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双重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制约了企业出口行为。文章构建离散动态选择模型,探讨信贷融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方向,发现信贷融资通过缓解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借助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和Heckman选择模型,文章从双重信贷(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角度检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双重信贷融资提高了企业双重出口边际,信贷融资促进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扩大集约边际,且该促进作用因企业所有制和规模有所差异。因此,完善商业信贷市场以及改革银行信贷体系是推动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途径。     

所有制信贷歧视对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融资的视角

基于融资的视角,本文从我国企业面临的所有制信贷歧视现状出发,运用民营企业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所有制信贷歧视对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信贷歧视加剧了民营企业出口对于外源融资约束的依赖程度,说明我国企业在获取金融资源时的政治主从次序问题,尤其是当前基于所有制的信贷配给模式,不利于我国民营企业外融资金的获得。另外,考虑行业的外源融资依赖特征后发现,基于所有制的信贷歧视显著地限制了融资依赖程度高的民营企业外源融资的获取,改变当前的所有制信贷歧视现状某种程度上可以带来民营企业出口结构的转变。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经验检验

本文从非正规金融贸易信贷的研究视角切入,构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应收账款相对比例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控制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对2004～2007年11.8万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并且这种制约作用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指向性、地区指向性、行业指向性和所有制指向性。本文的结论为我们理解融资约束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中国经验。     

贸易信贷、资金成本、金融危机冲击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

文章结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经验,研究了贸易信贷、企业外部资金使用成本及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基本结论如下:贸易信贷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并促进了出口,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稳定企业出口的作用机制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中的确存在,但却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贸易信贷这一影响机制对国有企业并不明显。这一结论说明了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保障民营企业常规融资渠道的必要性。     

贸易信贷、资金成本、金融危机冲击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结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经验,研究了贸易信贷、企业外部资金使用成本及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基本结论如下:贸易信贷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并促进了出口,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稳定企业出口的作用机制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中的确存在,但却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贸易信贷这一影响机制对国有企业并不明显。这一结论说明了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保障民营企业常规融资渠道的必要性。     

中国本土企业为何舍近求远:基于金融信贷约束的解释

本文基于中国2003～2007年工业企业的大样本数据,从企业内部融资、银行贷款融资、商业信用融资三个维度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对内外部融资约束与出口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事前和事后的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企业不一定是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出口本身并不能缓解企业的内部融资约束状况;(2)银行贷款约束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出口可以有效解决企业贷款难的问题;(3)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约束无法通过出口进行有效化解。纠正中国企业的"对外出口偏好",必须加快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     

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

文章将融资约束、产品质量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企业融资约束对其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从产品质量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理论模型推导得出企业生产率与其在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呈负相关关系,而融资约束的存在则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最优产品质量选择的决策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对产品质量偏好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恰恰可能解释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差异。文章使用中国微观企业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比成正向关系,此外融资约束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调节效应,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     

融资约束、货款拖欠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机理与实证

本文拓展了G-S模型系统考察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作用于企业出口的机理,并使用2001～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存在阻碍效应。在进一步研究中,将原样本按照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以及与政府的联系进行划分后再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对企业出口的阻碍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检验结论表明,中国背景下融资约束及货款拖欠对企业出口的障碍效应,可能既包含了企业自身差异等内部因素,也包含了金融体系压制以及政府干预等外部因素。因此,优化外部市场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以缓解融资约束,积极消除导致企业间货款拖欠的各种障碍因素,是促进我国本土企业出口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人民币汇率、企业出口边际与出口动态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文章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其对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上,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企业主要通过调整出口数量来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其出口的冲击;(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生存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显著缩短了企业出口的持续时间。     

商业信用:基于企业融资动机的实证研究

商业信用是企业从外部市场进行短期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至200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商业信用作为企业外部融资方式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与企业规模、财务杠杆、销售增长率以及国有股比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短期银行借款比例以厦毛利润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在我国目前所处的融资环境下。商业信用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融资手段。与银行信贷相比。商业信用具有一定的融资比较优势，作为提供商业信用的企业，对客户的经营状况等信息的了解更有效。     

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出口

融资约束是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小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可以显著促进中国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进行出口,可以显著提高出口中小企业的海外销售额,并且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后其结果依然显著。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绩效——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纾缓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出口能力是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利用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衡量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有限地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增长;尽管非国有本土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出口贡献呈上升趋势,但难以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取充分的融资支持,国有银行寡头垄断的金融市场结构抑制了本土企业出口绩效的持续增进。本文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为企业改善贸易竞争力提供合理有效的外部环境。     

Fixed Export Costs and Export Behavior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irect assessment of how fixed export costs (FECs) and productivity jointly determine firm‐level export behavior. Using Chilean data, we construct indices of FECs for each industry‐region‐year triplet and match them to domestic firm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facing higher estimated FECs are less likely to export, while those with higher productivity export more. These outcom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idely‐used sorting mechanism in trade models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We also find that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FECs and productivity in determining export decisions is weaker for firms with higher productivity. Finally, among firms that export, both larger FECs and greater within‐triplet productivity disper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export volume of the average exporter.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高质量出口是新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主攻方向,融资约束是困扰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大样本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中间品进口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且该机制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在大型企业中显著为正。文章从微观层面诠释了金融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缓解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解决思路。     

地区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于2013年公布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地区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体系中的关贸监管效率、行政审批效率、基础设施条件、融资便利程度、高素质劳动力等因素显著阻碍了企业出口强度的提升,这几个方面应当成为政府部门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着力点。不同类型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大型企业的出口贸易对营商环境各项指标的质量都更加敏感,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贸易则更易受到低质量税制环境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制约。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出口贸易受要素市场条件的约束相对更多,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出口贸易受贸易便利条件的约束更为突出。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 "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更好发挥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Integration and the export behaviour of firms: Trade costs,trade volumes and welfare

Integration and the Export Behaviour of Firms: Trade Costs, Trade Volumes and Welfare. - This paper analyses a model in which, because of fixed costs associated with exporting, only a proportion of firms in an industry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 integration (a reduction in trade costs)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firms trading and reduces the total number of active firms as relatively small non-trading firms are replaced by larger trading firms. There are welfare gains from integr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adverse effects of integration on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firms these gains are smaller than in the standard model where all firms export.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xport Duration of Products: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framework into trade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assesses China's trade liberalization through the survival of export products. We us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China's dual trade system to desig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and tariff data over the period of 2000–2006; we then use surviv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China's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export dur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products. We find that the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import tariffs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nhances the export duration of firm products, indicating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ameliorates the survival of export products.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tariff reduction on export duration are obviously stronger for core products than for noncore produ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