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失衡北大核心CSSCISSCI

由于经济波动会对进出口贸易和消费投资产生影响,经济周期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变化是否存在内在的相关性有待严谨的实证分析。文章基于1991~2012年我国的两个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利用1980~2013年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和世界相对于中国的GDP增长率数据,构建SVAR模型,分析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常账户余额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周期与我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GDP增长率的信息冲击会导致经常账户余额持续波动。     

经济周期与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失衡

由于经济波动会对进出口贸易和消费投资产生影响,经济周期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变化是否存在内在的相关性有待严谨的实证分析。文章基于1991~2012年我国的两个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利用1980~2013年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和世界相对于中国的GDP增长率数据,构建SVAR模型,分析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常账户余额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周期与我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GDP增长率的信息冲击会导致经常账户余额持续波动。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原因及对货币政策的挑战

一、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现状国际收支是指一定时期内(可以是1年、1个季度或1个月),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之间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账户可以分为三大类:经常账户、资本/金融账户、错误和遗漏账户。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不     

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前提条件:基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分析

本文讨论了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前提奈件。首先,概述了关于资本账户可兑换前提条件的研究文献,指出本文研究的基础和方向;其次,对资本账户可兑换、国际收支结构变动与货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构建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论证了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核心条件;最后,讨论了经常账户逆差可维持性的衡量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中期经常账户可维持性进行了估计。本文的分析和估计表明,在稳态经济下,中国中期国际收支结构是可维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具备了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核心条件。     

全球经济失衡环境下我国双顺差的形成机理及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环境下我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现象,从双顺差的结构入手,分别分析了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形成原因,并在深入分析双顺差的规模和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保障、汇率、出口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力求在后危机时代促进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     

财政政策对于我国外部均衡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视角

本文主要基于国际收支表中“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视角，对于我国财政政策的外部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从实证方法上看，主要运用Jghansen协整检验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项目余额具有正向作用，中国的外部均衡受财政政策影响显著，并符合理论预期。     

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通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波动三个渠道对一国的就业率产生影响。鉴于此,文章使用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66个样本国家进行多层嵌套分组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确实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人均GDP水平、通胀水平和经常账户余额三个门槛变量上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呈现非单调的关系;最后,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就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提高就业率,一些新兴经济体可以适当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应当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而我国则应在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同时维持经常账户的盈余以及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     

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门槛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通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波动三个渠道对一国的就业率产生影响。鉴于此,文章使用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66个样本国家进行多层嵌套分组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确实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人均GDP水平、通胀水平和经常账户余额三个门槛变量上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呈现非单调的关系;最后,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就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提高就业率,一些新兴经济体可以适当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应当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而我国则应在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同时维持经常账户的盈余以及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代价

从1994年到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是“双顺差”结构不断强化。1994年-2006年,我国连续13年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并且顺差规模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1608亿美元和2499亿美元。2007年前7个月,仅贸易收支顺差就达到1368．2亿美元。资本账户除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过一年逆差外，也都是顺差状态，主要源于直接。投资账户外资的持续不断流入，2006年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100亿美元。     

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探析——美国金融霸权视角

我国经常账户已连续十多年保持顺差，近几年更是呈现出逐渐升高的态势。金融霸权作为美国长期维持大量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的基础，正是我国出现巨额顺差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美国金融优势、强势美元政策和国家根本利益在国际收支账户上的集中表现，是由金融霸权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短期，我国必须坚决保护自身比较优势、坚持汇率稳步提升和多渠道消化贸易顺差。而在长期，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产业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依赖，实现我国的经济平衡。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和全球经济失衡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异是全球经济失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金融后进国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结果前者国家储蓄小于投资，经常账户逆差，净输入资本；后者储蓄大于投资，经常账户顺差，净输出资本。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这样既造成储蓄“虚高”于投资和经常账户“表面盈余”，又造成资金在行业的配置过剩和不足并存，使得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手段。     

加工贸易、FDI与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自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制度以来,中国国际收支一直面临着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结构,产生这种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特征和由于对外资优惠而吸收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FDI)这两方面入手,分析他们对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产生的影响。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特征、原因及其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持续的双顺差格局，这种格局是国内体制扭曲，尤其是金融抑制的产物。双顺差的“一体论”强调加工贸易主导型FDI的大量导入是资本帐户和经常帐户同时出现双顾差的直接原因。双顺差的“分体论”指出了中长期内影响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余额的经济因素可能是不同的，国内金融抑制的消除，民营企业出口动力的增强将改变贸易顺差的构成。资本帐户的余额变动则越来越受到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了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治理脉络。     

2020年外资来华投资同比增长81%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披露,2020年,外资来华各类投资5206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81%。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2020年,我国国际收支延续基本平衡的发展格局,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加,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项下资金有进有出,总体呈现逆差。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双缺口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双缺口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拆模型去寻找影响私人部门储蓄-投资缺口进而影响我国经常账户余额的因素。并且对人均GDP、政府部门的财政余额、对私人部门投放的信贷余额、一国的实际利率以及抚养比率这五项指标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建立VAR模型,分析其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实证结果揭示了以上因素对我国经常项目余额的长期影响方向和短期变动的特点。     

从国际收支账户探究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

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通过对经常账户的分析可发现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粗放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向内需型转变。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面对巨额外汇储备,中国需要高度重视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通过金融改革探寻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道路。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市场影响与风险防范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和宏观政策一波三折,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也呈现出许多新变化.跨境资本流动不仅对一经济体国际收支产生影响,也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资金变化,通过多个指标观测分析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阶段性新特征,探讨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市场的利弊影响,分析了在新形势下...     

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调整及其影响

一、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概况 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和迅速上升的净对外债务,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和迅速累积的对美国的债权.2004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为6681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逆差为6654亿美元,占GDP的5.7%,可见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主要体现为商品贸易逆差;净对外债务余额为2.54万亿美元,净对外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为22%.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创新和生产的垂直分工与全球失衡: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的影响

当前的全球失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差异的国际分工模型以阐释当前全球失衡的微观机制。在生产过程可分割的条件下,金融发展的差异会使得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产品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两类国家会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垂直分工。当国际商品流动或资本流动完全自由时,经常项目会保持平衡;但是,当国际资本的流动存在障碍时,这种国际分工就会引发经常账户的失衡。本文基于5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程度和FDI净流出都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的关系,对于专业化从事创新活动的国家和专业化从事生产活动的国家而言则正好相反,前者是正相关,后者为负相关。这表明本文的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特征、根源与调整对策

1982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1982年到1993年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结构发生逆转,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保持了长达13年(1998年除外)的持续"双顺差"。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十多年较长时期内持续保持双顺差乃至"三顺差",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从国际经验看都属于特殊现象。为此,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实践为切入点,着重考察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动的事实表现、特殊属性、发生根源和调整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