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引进外商投资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量连续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云南处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经济合作区域两个国际、国内经济圈的有利集合部，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距离，要充分发挥经济增长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作用。但就目前看，云南利用外资存在很大的局限。文章就云南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所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符合云南省省情的发展对策。     

入世后利用外资的挑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外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现在,我们己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将改善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因此研究中国政府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挑战与对策必须提上日程.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聚集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第三产业为例

本文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产业聚集内涵分析的基础上,对FDI的产业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作用机理,并以北京市第三产业聚集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北京市FDI结构、趋势和投资特征,利用计量模型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聚集效应的存在性,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政府引入外商投资与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对象之一,甘肃省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论述FDI对甘肃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并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弊端和实践环境下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     

武汉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思路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武汉市应该如何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产业集聚程度和开展投资促进活动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建议。     

服务业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矫究——基于长三角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模型,对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FDI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仅凭经济总量的增加不足以进一步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才是吸引FDI的关键.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当地技术水平及技术能力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做了研究,研究所覆盖的国家范围和研究的深入程度都在不断地扩展当中。中国是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并且利用外资的数量还在增长当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成为我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运用计量模型对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为今后我国有效利用外资提供一点参考。     

浙江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其对策探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浙江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本文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出发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测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非常显著,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带来的环境效应也十分明显。以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造成环境污染的程度有较大差异。从统计上看,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管制力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中西部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随着环境管制力度的增强而显著减少。     

中外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引言 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利用中国1982~2005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GDP和OFDI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性的长期的、均衡的关系,出口对我国的OFDI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还不足以支持我国进行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我国区际经济与金融差距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各区域间金融发展的差异对经济发展差距有无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如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项任务。以塞尔指标衡量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差距,发现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与金融发展差距呈现一致的变动关系,且金融差距大于经济差距。由此引出的基本判断是我国区际经济差距的逻辑原因有金融因素,进而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判断我国省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从中可以明确我国东部地区金融成长偏重于内生状态,而中西部地区更倾向于外生状态。考虑到改革的总体方向,并借鉴东部地区的经验,放松金融抑制、催化内生金融成长无疑是全面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西部流动人口现象分析

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落后,市场化程度低,致使大量劳动力纷纷涌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形成西部向东部、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西部流动人口为经济的繁荣、西部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本文从近年来西部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和产生的原因两方面系统分析了西部流动人口的现状,并结合国情探讨了西部流动人口管理的公共政策思考。     

上海市FDI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是全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的城市之一。文章通过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三种方法,对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层层论证分析,在计量经济学意义上没有发现上海的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上海“增长极”的功能,需要对这些经济增长因素进行进一步优化。     

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FDI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FDI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中不同行业的贡献差距较大。C-D函数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影响显著。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FDI溢出系数较高;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整个行业持平;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FDI技术溢出系数较低。此外,外资的技术投入、行业开放程度、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等因素影响FDI的技术外溢水平。     

企业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从区位选择的外因和内因,及东道国区位和企业自身特性两个方面,考虑企业在直接对外投资中受到的影响,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公用事业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家经济安全

目前,学术界关于公用事业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研究是比较少的.公用事业与其他产业有着重要的区别,其行业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公用事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描述了公用事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趋势,指出了公用事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进而提出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政策建议.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FDI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unisia: An application of the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host countries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and met with renewed interest in recent years mainly for countries suffering from unemployment problems and lack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issue for Tunisia by applying the bounds testing (ARDL) approach to cointegration for the period from 1970 to 2008. The bounds tests suggest that the variables of interest are bound together in the long run wh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associated equilibrium correction is also significant, con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a long-run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ranger causality from FDI to economic growth,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FDI, from trad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trade in the short run. Even though there i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FDI can generate positive spillover externalities for the host country, our empirical results fail to confirm this belief for the case of Tunisia. They go against the generally accepted idea considering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to be automatic. The results found for Tunisia can be generalized and compared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share a common experience in attracting FDI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