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越低;而投资行为在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高管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行为更优化,对金融化抑制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进行合理投资,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研发投资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有研究表明“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高管的决策影响着企业金融化程度,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方式,能够影响高管的行为。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研发投入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银行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融资约束及银行监督的双重视角

如何预防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文章以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我国银行业结构竞争视角，着重探究并检验银行竞争加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文章发现，整体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且该效应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强化银行作为“大债权人”的外部监督机制的双重路径实现的。进一步地，文章从微观产权性质、中观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宏观货币政策三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银行竞争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货币政策未能与银行竞争达成协同效应抑制金融化。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化银行业改革以构建健康、有序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融资融券、管理层短视与企业金融化

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融资融券会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且这一结果主要源于融资机制。虽然卖空机制可以抑制管理层短视动机下的金融投资行为，但在我国融资机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融资交易会加剧管理层短视程度，进而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研究结果从管理层短视的视角解释了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也丰富了融资融券综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中国式融资融券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分批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聚焦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背景下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将分批次放开融资融券限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融资融券机制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机制的实施总体上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实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机制。虽然融券机制对企业金融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高度不对称的情形下,活跃的融资交易加剧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短期投机套利行为。金融资产与经营资产的收益率差距和股价下跌风险是企业调整投资策略的两个关键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只存在于管理层持股和机构持股比例较高、产品市场竞争较弱和处于牛市行情等情形中。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式融资融券的经济后果,也从制度环境层面为厘清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连锁股东与企业金融化：协同效应抑或合谋效应

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尤其表现为抑制企业基于投资套利动机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文章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连锁股东在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和监管部门加强企业金融化监管以及引导经济“脱虚返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自20世纪初以来,在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备受关注。本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产品竞争优势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势力越强的企业,会出于投机动机提升金融化水平;且商业信用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     

金融资产配置、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行为——基于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视角

基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以及更好地实现创新强国目标,本文利用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不同动机下的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短期金融资产能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会抑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研发投入和现金流水平机制作用于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获利效应”和“替代效应”机制影响探索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低主业盈利能力和股权激励不足的企业中更显著。考虑外部金融环境影响后,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因企业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     

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将金融理论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是解决环境规制等问题而衍生的新概念，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活水”给绿色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已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对抑制“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既会由于“蓄水池”动机而上升，又会由于绿色转型的需要而降低。研究为探究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路径提供线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依据。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不同持有动机下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整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价值,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对于市场套利动机越强的公司而言,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和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显著抑制了企业经营业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本文针对“脱实入虚”“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已有研究表明,商业信用作为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一种重要途径,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目前尚无文献探究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文章就商业信用对非金融类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考察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改变计量模型、替换关键变量、改变样本区间的情形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代理成本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中介效应”。研究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环境时发现,在地区市场化环境较好、行业内竞争地位较低的实体企业中,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     

美元汇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价值变动会通过全球金融市场对跨境美元信贷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9年全球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元汇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通过金融渠道抑制企业投资，通过贸易渠道促进企业投资，总体来看金融渠道占主导位置。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企业投资受美元升值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金融危机事件会放大美元升值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加强外汇市场干预和宏观审慎监管，有助于缓解美元升值的负向影响。本文揭示了美元汇率作为全球流动性重要指标，其价值变动通过金融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这对我国防范外部风险冲击、完善宏观经济调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我国上市公司风险管理动机的实证研究——基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

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动机包括降低税收、降低财务危机成本、避免投资不足和管理者风险厌恶等,本文以我国1151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为研究样本,对衍生金融工具在上市公司风险管理中运用的动机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动机包括降低财务危机成本、避免投资不足和管理者风险厌恶,并且和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但实际税率对公司风险管理决策基本没有影响,未能验证风险管理的降低税收动机.     

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

如今国家与政府数次下发相关文件,要求均衡金融行业与实体产业的发展,引导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生产。 因此,文章以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为题,探寻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同时,对二者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代理成本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文章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能够影响企业“脱实向虚”的程度并从新视角分析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     

数字金融、信贷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数字金融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抑制金融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经营风险。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企业金融化吗?

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考察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且这种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退出威胁可信度高、管理层持股、控股股东财富集中度高，以及所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中更明显。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通过缓解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以及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显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持有；相比于自然人和短期投机型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外资及长期战略型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基于外生政策冲击的拓展性检验显示，上市公司减持管制政策削弱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而放松卖空管制政策则会强化这种效应。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作用具有正向价值效应，即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企业金融化研究综述

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加快,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研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发展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本文从国内外对于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研究文献中,对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包括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形成的原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的治理对策等,为企业金融化更好的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