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风险承担与企业环境绩效

文章以200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正向影响了企业环境绩效，即作为一种避险机制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从而有效提高环境绩效；企业风险承担则削弱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进一步讨论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弱；两职合一比两职分离更能促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文章选取2017—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研发投入中介视角出发,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的效应中,发挥着正向的中介作用。     

风险投资、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溢价

现有研究多关注管理层过度自信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影响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前因”研究较为鲜见，这种“头重脚轻”式的不对称式研究对深入理解管理层过度自信造成了障碍。文章以2012-2017年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完成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从并购视角出发，研究了风险投资对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并购后果。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活动中管理层的过度自信行为，而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在风险投资降低并购溢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上述作用在民营企业或风险投资派驻了董事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考虑了风险投资与管理层过度自信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风险投资这一“外部”监督角色和企业董事会治理这一“内部”监督角色的交互影响对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显著成立。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效率——“因势利导”还是“推波助澜”？

基于激励与监督假说以及道德风险假说，理论探讨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进一步检验中对影响机理的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容错机制、监督机制对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同时考虑企业所处内外部治理环境对上述关系的影响，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提供长期股权激励以及处于较高市场竞争环境的企业中；此外，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效率的改善效果主要体现在显著提高了创新质量并且优化了创新的产出结构。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也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企业中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抑制还是助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诉讼风险

企业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作为其治理机制的一部分,究竟是使监督机制更加完善从而降低了企业诉讼风险,还是为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提供契机、助长了诉讼风险呢？文章以2012-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研究了D&O保险的引入对企业未来诉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D&O保险的引入会助长企业诉讼风险,然而这种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则十分显著。文章不但有助于全面认识D&O保险治理效应及产权性质对企业的影响,还深化了企业诉讼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企业诉讼风险防范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下逆周期信贷政策效用研究：基于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与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视角

文章以对冲COVID-19疫情影响的逆周期信贷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模型，测度逆周期信贷政策对实体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简称“逆周期信贷政策效用”)，考察其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与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微观传导机制及路径，分析逆周期信贷政策效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逆周期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修复了实体企业的经营效率，并具有随时间动态边际递增特征。同时，该政策具有“双渠道”传导特点，主要通过调节效应路径发挥作用。此外，该逆周期信贷政策效用受到企业性质、行业及区域的异质性影响。文章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现存文献，也为完善逆周期信贷政策设计和调控机制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     

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以产业政策“五年规划”的变更构建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政策扶持对企业“主观投资意愿”和“客观投资机会”的双重影响，以及在两种影响的共振作用下，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微观逻辑。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产业政策扶持不仅会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企业投资意愿，还会通过庇护效应提高企业风险容忍度、强化风险承担，从而进一步提升“主观投资意愿”。另一方面，政策扶持引发投资潮涌会恶化市场竞争、政策前瞻性及其社会价值性，又对企业短期经济价值产生抑制，从而导致企业“客观投资机会”下滑。最终，企业在客观投资不确定性加剧而主观投资意愿上升的共振作用下选择转向具有替代性的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方面，主业投资机会、主业经营收益率和主业经营风险越高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更弱，说明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更像是锦上添花，而非根本上的“脱实向虚”。     

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公司风险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12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4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为公司治理实证检验了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公司风险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的只是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明显;（2）公司风险为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同质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形态。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低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3）独立董事同样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独立董事比例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独立董事的企业更明显。     

行政处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仅罚机构还是兼罚责任人？

立足于我国监管部门大力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现状，文章系统梳理了不同类型行政处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手工整理的2008-2018年银行行政处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结果显示，“仅机构处罚”不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双罚”可以有效抑制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双罚”对大银行、国有银行和全国性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减少理财产品、同业业务等影子银行规模是“双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研究还发现，随着责任人处罚严厉程度的上升，“双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越好。政策启示在于，加大责任人问责力度，整治影子银行乱象，是监管部门防范银行风险的关键所在。     

进口“近邻”与集群创新：成本追逐还是质量竞争？

中国经济长期“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微观企业创新动力无法转化为集群整体创新合力。以集群内部“行业内企业间” 研究视角切入,采用“近邻效应”模型深入探求邻居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对群内同行企业创新传导路径,结论发现：邻居进口对同群企业创新影响存在“成本追逐效应” 和“ 质量竞争效应”,中间品进口质量高低影响企业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质量竞争效应” 的创新溢出可通过一般贸易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与市场规模渠道实现;有为政府持续创新激励和市场化导向制度改革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及创新“量质齐飞”。     

险资入市促进了公司创新吗

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保险公司持股上市企业的现象剧增,保险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角色,对企业经营决策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险资入市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保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更少;另一方面,保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CEO强制变更概率更高,经营业绩更差。本文还讨论了保险公司影响企业创新背后的理论机理。本文研究表明,险资持股带来了过度监督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本文有助于市场加深对保险机构的认识,丰富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改善公司治理提供建议。保险机构投资者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力量,政府监管部门需合理引导保险机构投资者,使其发挥积极的外部治理作用。     

事务所转制、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

文章以我国财政部、工商总局联合推动的会计师事务所向“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转制这一特色事件为契机,基于审计师法律责任的视角,选取2008-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为样本,动态实证分析事务所转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具备证券资格的事务所全部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之后,审计质量的整体水平显著提升;而且有限责任制转换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增加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同时也提高了其法律风险意识。具体表现为：转制之后,审计师对高法律风险客户的盈余管理容忍度下降,也更倾向于对高风险客户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由此可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转制方案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将有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做强做大。     

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已有研究表明,商业信用作为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一种重要途径,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目前尚无文献探究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文章就商业信用对非金融类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考察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改变计量模型、替换关键变量、改变样本区间的情形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代理成本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中介效应”。研究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环境时发现,在地区市场化环境较好、行业内竞争地位较低的实体企业中,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     

工会覆盖效应与工会会员效应下的工资分布研究——来自2012年雇员雇主匹配数据的经验

文章采用2012年雇员雇主匹配数据,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工会对工资分布的影响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会覆盖效应下工会企业劳动者与非工会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呈现“粘地板效应”;工会身份效应下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的工资差距呈现“粘地板效应”;工会覆盖效应和工会身份效应下特征差异作用明显不同;工会企业更有利于减缓中等收入的性别工资歧视;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两点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如何规避外汇风险--基于经营性对冲和金融性对冲的比较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企业国外业务占比日益增加,小币种汇率的不稳定性引致汇率波动风险不断攀升。本文基于2013-2017年264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经营性对冲和金融性对冲策略的外汇风险对冲效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营性对冲和金融性对冲都能起到良好的对冲效果,经营性对冲的效果优于金融性对冲,二者之间是互补关系;东道国综合发展程度越高,企业采取经营性对冲策略的对冲效果越好,且制造业企业比非制造业企业更适合采用经营性对冲策略。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

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采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两个指标衡量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情况,实证检验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企业是否捐赠、捐赠水平均呈显著正向关系。此外,上述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但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并不以损害企业价值为代价,反而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价值,并且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捐赠的促进作用并非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为目的。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促进了企业的捐赠行为,这一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hedging and derivatives: A revisit

Although the primary purpose of hedging is to reduce earnings volatility, corporate hedging may also increase firm value. Using publicly-available data, we found that hedging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financial distress, reduces the agency costs of debt, and reduces some agency costs of equity. However, we found no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hedging increases firm value by reducing expected tax liability. In addition, we suggest that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may affect the desirability of hedging. We also found that large firms have a stronger tendency to hedge, firms with a larger percentage of value derived from growth opportun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hedge, and convertible debt serves as a substitute for corporate hedging. With a dummy variable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a proxy for operational hedging, we found that operational hedging and derivative hedging are complements rather than substitutes.     

地方政府干预、僵尸企业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近年来，资本结构研究领域的明显趋势是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深入探讨。各区域制度环境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而地方政府干预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最基本的制度因素。僵尸企业作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市场信贷配给的副产品，负债率显著高于正常企业并居高不下。文章旨在研究地方政府干预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并探讨僵尸企业对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通过增加债务的方式加快了企业向上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且对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僵尸企业的“融资成本转嫁效应”抑制了地方政府干预对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促进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有效调控，加快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切实优化企业的融资环境，实现资本结构的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