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穷人思维”: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西、贵州贫困山区入户实地实验的证据

采用入户实地实验的方式,从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入手对"穷人思维"进行解读。在广西、贵州两个少数民族聚居乡（镇）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实验发现,贫农普遍厌恶风险,特别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风险厌恶程度显著上升,但也有部分风险偏好者,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却更为偏好风险;越是厌恶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低,相反越是偏好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高;配偶、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显著降低了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越重,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扶贫政策的开展和实施应考虑贫农的风险态度,完善针对风险偏好者的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和针对风险厌恶者的低息金融扶持,能覆盖更广泛的贫农群体。长期来看,教育扶贫应当成为一项持续的重点扶贫政策,降低家庭教育负担、提高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加强成人继续教育培训都将产生长期、积极的显著影响。     

居民风险态度与社会保险参与:来自CHF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居民特征的异质性出发,系统地分析了两个问题: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居民风险态度对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从个体基本差异、资产、家庭规模、背景风险、安全因素、金融市场了解程度、幸福因素、流动性约束、地区因素、经济信息因素等方面对居民的风险态度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首次考察了安全因素、幸福因素和经济信息因素对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有安全防范意识、认为社会治安较好、幸福感较强、关注经济信息以及信息来源渠道较多的居民为风险偏好者的概率较大。风险偏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与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与失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而风险厌恶则有着相反的影响。     

什么引致了农村居民贫困风险——来自贫困脆弱性测度和分解的证据

对贫困风险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更具前瞻性地推进精准扶贫。采用CLDS数据测度了表征贫困风险的贫困脆弱性,采用基于R²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了引致因素及贡献度,并运用Order Probit模型考察了贫困脆弱的转换动因。研究发现,个体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从事非农工作、迁移,以及家庭获得融资都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但父辈劣势的代际传递会提升贫困脆弱性;个体在教育、非农就业以及健康方面的差异对贫困脆弱性贡献最大;有9%和24%的个体分别经历过持续性脆弱和暂时性脆弱,健康冲击是导致转换到（或持续陷入）贫困脆弱的重要原因。因此,系统性的扶贫策略需要在当前促进贫困群体的非农就业,并持续通过教育和健康扶贫来阻断贫困陷阱。     

“发展中贫困”困局的成因与破解对策——来自新阶段重庆扶贫开发的调查与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由“解决温饱”进入“发展致富”新阶段。市场失灵导致贫困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扶贫移民数量大、增收难度大,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农村要素资本化程度低,贫困人群知识技能缺乏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使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在贫困中发展、在发展中贫困”的困局;加上贫困标准的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完善政策配套,提升易地搬迁扶贫效率;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制度创新,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立法研究,为扶贫开发提供法制保障。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银行的“危机短视症”、不正当激励与银行风险——基于我国房地产金融的经验证据

商业银行的“危机短视症”,使银行承担了相对其资本实力较大的风险敞口。由高杠杆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正当激励会使资产投资项目的融资风险转嫁给银行。银行在安全网的激励下,更愿意承担风险大的信贷项目。     

“新农保”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本新疆农户的调查数据

参保农户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满意度影响着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新农保政策向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新疆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9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取出政策执行认可度、对政策信任程度、顾及农户意愿三个公因子。再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计算出各因子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并进行排序。最后,在分析排序的基础上提出提高新疆农户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基于江苏企业问卷调查的分析

加入WTO(Wro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在"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企业纷纷走上了"国际化"道路。然而,与"引进来"相比,本土企业"走出去"无论在总量还是在增速上都相差甚远。为此,全面分析当前本土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和障碍,构建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显得极为有益和必要。基于江苏企业"走出去"问卷调查的分析,本文剖析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内、外影响因素,并提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支撑"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以实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更好、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