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度,有利于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本文通过“技术融合—企业融合—产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机制路径,构建徐州市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以熵值法测度经济发展情况,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2015—2022年期间徐州市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演变。结果表明,徐州市数字经济已实现多元驱动发展,其中产业数字化的赋能效果较为明显;测算期间,徐州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发展迅速,目前两者呈现为优质协调;但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发挥不足,数据要素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徐州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研究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两者协调发展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浙江省2013-2020年的数据样本，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浙江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良好，耦合协调等级随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在2020年达到高度协调等级。基于此，浙江省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完善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和培养专业型人才，助力数字化赋能共同富裕，促进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甘肃省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研究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稳步实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甘肃省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选取甘肃省2013-2020年相关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经济增长两个系统的指标评价体系，计算综合指数，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分析表明，2017年之后，甘肃省经济增长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两者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关联性较高。下一步甘肃省可在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体系等方面加快建设，助推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研究——基于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促进数字经济优化升级和加速实体经济改革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份省会城市2021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评价体系,并通过熵值法算得各自的综合得分,再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表明,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之间的数实融合程度存在较大的差距。耦合协调程度较差的城市还需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浙江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及政策启示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典型案例区,构建了包含7个子系统、37个指标的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0年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关系测度,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结果发现：(1)绿色发展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除了杭州外,其他城市均表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绿色发展水平。(2)杭州是浙江省的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头羊”,并在2019年率先进入高级协调阶段,其余10个城市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需注重城市间的差异性发展和重点扶持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     

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伴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了人才转型,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基于2012—2021年区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使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升,但是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减缓作用。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注意协调区域内的平衡发展,有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农业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实证分析——以辽吉黑三省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经济与农业发展深度融合成为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通过选取2011-2020年辽吉黑三省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农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其发展水平与耦合程度，最后通过Tobit模型对其耦合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辽吉黑三省数字经济与农业耦合发展水平从轻度失衡发展到轻度协调，其中，辽宁的耦合发展最协调，其次是黑龙江，吉林最低。同时，辽吉黑三省数字经济和农业发展耦合程度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程度和人才储备水平的正向影响。     

我国数字经济与零售业协调发展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各行业转型升级之路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技术手段,零售业发展受数字经济影响较大。选取了全国各省份2013-2019年的数据,通过熵权法对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零售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构建两者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从时序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数字经济和零售业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数字经济与零售业协调发展指数逐年提升;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的提高。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可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零售业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对策建议。     

基于经济韧性提升的天津市产业数字化赋能研究

本文基于建立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模型,熵值法赋权指标层,通过线性加权法得出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2011—2021年的综合值,从而计算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2011年起,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呈逐渐良好趋势,由典型相关性可知,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相关性,影响和提升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是城市GDP、一般公共支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本文基于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驱动指标对天津产业数字化赋能提供建议,以供参考。     

内蒙古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视角

在“双碳”战略和“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影响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难题。本文从能源-经济-环境三元系统耦合视角出发,借助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9年内蒙古能源-环境-经济系统进行耦合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内蒙古地区三元系统耦合度较高但耦合协调度较低,最高也仅处于中级协调发展水平,在2017年甚至出现了轻度失调的情况。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第三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在能源、经济和环境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最大,本研究为内蒙古地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探析

为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效应,研究选取2000年—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依据熵权法测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及共同富裕空间分布格局,再选用计量经济学中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及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直接、中介及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产业集聚对共同富裕发展表现正向中介效应且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财政支出在上述两种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大力发展互联网普及率、区块链、5G通信等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提高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为代表的共同富裕水平。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伴随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新兴力量。以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从数字经济基础水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从创新的保障、投入、转化、产出四个方面构建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据此,提出优化并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等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探析

作为信息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现实发展状况而言,两者是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为共同富裕筑牢物质基础,共同富裕为数字经济指引目标和方向,但目前存在着总体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平台垄断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拉大收入差距的问题。本文在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从完善法律规章制度,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弥合数字鸿沟缩小地区差异;发展高水平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数字中国等方面来解决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运用熵权TOPSIS法综合测算201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测算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效率情况,进而采用Tobit模型探究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7—2021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效率值不高并且地区分布差异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度、人力资本水平、外资依存度对数字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而过高的投资规模会抑制数字经济效率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加大教育投资,落实人才引进政策,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广西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互为促进且互为制约，正确认识和把握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稳定发展起到重要地位与意义。文章基于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实证分析2012—2020年广西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在2012—2020年期间，广西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均有显著增长，其中生态环境的增长幅度最大；广西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度从0.9869增加到0.9975,耦合协调度从0.4436增加到0.8962,耦合协调等级从濒临失调逐渐演变为良好协调，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从经济超前型到生态超前型的转变。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中部六省为例

本文以我国中部六省经济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部六省数字经济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中部六省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的五大子维度具有显著的指标异质性。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推动全面数字化转型、合理配置产业结构等相关建议,以期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

高质量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实现我国高水平外贸开放的重要抓手。基于2010年—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指标,测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重点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及中间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对外贸易,创新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是关键的中间传导机制。证据表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粤港澳大湾区“以数促贸”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城市群建设提供借鉴。     

四川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在服务小微企业、偏远地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试图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是否有积极作用,基于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四川省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四川省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能明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而且在全省范围和较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超过门槛值后,其促进作用存在“加速”趋势。因此,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加快四川省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吉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吉林省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意味着协调统一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中心议题。本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建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基于灰色动态关联度模型对吉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关联规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在政府的相关制度安排下协调发展的相互关系。期望为吉林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予以启示和借鉴。     

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诞生与发展,实现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但由于产生时间较短,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体制与金融监管机制尚不健全,其发展是否有助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仍待进一步实证检验。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基于2011—2021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江苏省相关经济数据,构建实证模型证实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并发掘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据以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