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上证指数的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的波动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本文研究2007年1月—2019年10月的月度数据,其结论如下:(1)主效应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我国股市波动率越低;(2)在惯性因素上我国股市波动率会显著受到滞后波动率的影响;(3)在结构性断点上我国股市波动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融资融券交易处存在结构性断点;(4)在交互效应上2010年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建立降低了股市波动率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研究边界,为宏观政策制定及资本市场投资提供了思路参考。     

股市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动态分析

本文使用月度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诸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着重对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本文首先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M),然后进行脉冲反应分析,对各个宏观变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逐一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从宏观角度浅谈股票价格

股票市场上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要素,信息、资本等的快速流动可以造成股票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从而导致市场波动。宏观的影响因素与股票市场的相互关系一直都是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机制及其影响的程度,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所以研究我国股市与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因变量,选取宏观经济中对上证指数有影响的指标,通过对数据运用SPSS分析回归分析从而建立了回归模型,从分析结果中得出在选取的宏观因子中影响股价的主要有国家外汇储备、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存款利率、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国债发行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了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后,发现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加快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进一步增强自身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出口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显著降低了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在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政府稳定性、行政效率和法律秩序相对不好的地区,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大幅减少,而中国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受到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中国要积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同时出口企业也要加强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切实提高自身生产率水平,从而有效应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避税

本文利用2007年-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避税行为存在抑制作用。此外,本研究通过对作用渠道的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效应受企业自身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若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或外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企业避税的负向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不仅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效应研究,还提供了企业避税行为宏观影响因素的新证据。     

关于股灾中政府干预的研究综述

股灾是股票价格暴涨暴跌从而导致投资者产生或大或小损失的一种经济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会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对股灾加以干预,从而平缓市场波动,促进股票市场健康发展。本文以中国股市为研究对象,从分析股灾发生的原因入手,围绕每次政府干预救市采取的政策及其效应,总结了国内研究现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外贸产业升级影响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政策博弈的检验

逻辑分析表明,中美在贸易、金融、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摩擦势必造成中国"被动式跟进型"贸易等政策的不确定性,且摩擦的周期性反复将常态化、长期化,对我国正式实施的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将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本文通过测度2007-2017年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指数,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抑制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进程,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各个地区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影响时间都呈现出差异性。根据上述结论,政府和企业要动态处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外贸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实行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制度,要充分考虑贸易伙伴国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规避贸易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贸产业升级带来的抑制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吗——基于混合识别法的创新实证研究

为量化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在一个基于标准宏观经济理论的SVAR模型中,构建了一种由常规符号约束条件和特定零约束条件相结合的混合识别法,以同时识别出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和需求冲击、供给冲击、货币政策冲击等三种传统结构冲击.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并不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但它表现出类似于负向需求冲击的特征,且呈现通胀效应强于产出效应的中国特色;(2)样本期内,需求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首要因素,供给冲击次之;(3)供给冲击是引致价格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货币冲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则抑制了价格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本文研究为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讨论提供了来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也为“宏观经济政策要稳”的政策基调提供了支持.     

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结果,会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门槛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实证考察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效应.反事实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对产出增长产生正面影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消费者信心和银行信贷渠道对政策不确定性的产出增长效应几乎无影响.该结论解释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何具有更为优异的经济增长表现,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时需明确考虑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实施过程对政策不确定性性质的影响,并依据经济所处状态适时转换公众预期管理思路和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策略.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33个新兴经济体1997-2013年的季度数据,分析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成为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而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利差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危机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危机前有所减弱,而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影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对直接投资影响较小.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各国政府应当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加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避免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     

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构建、特征与诱因

目前文献关注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多是以总的财政政策和国外的数据为主,还没有文献讨论中国财政政策及其具体项目不确定性的指数构建问题.根据标准的指数统计方法和汉语中财政政策的语境特征,本文构建了中国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体系,并结合现实分析了数据的统计特征和影响不确定性的主要诱因.研究发现:首先,本文的指数结果是稳健的,且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的程度高于税收政策;其次,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制转移”特征,存在“低平均值和低波动性”与“高平均值和高波动性”两个区制;再次,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存在相关性,研究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有现实意义;最后,本国内部因素是影响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研究:来自新兴经济体银团贷款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面临外部风险冲击因素明显增多,其中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影响最为突出。为系统评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市场主体融资的影响,利用1989年1月至2019年7月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以及38个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融资存在溢出效应,即随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渠道包括美元贷款和美国银行贷款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美元和美国银行贷款路径显著提高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仅通过美元贷款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产生溢出效应。     

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进口视角

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下世界经济发展趋缓、中国农产品缺乏竞争力等因素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平衡造成影响。本文采用月度数据,从进口角度,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外需求下降是导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上升的主要原因,出口减速、国内需求上升、人民币升值、对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出口退税政策等因素次之。解决这一问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优化进出口结构,扩大内需,适度调整人民币币值,合理调高出口退税率。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演变趋势：基于EMD-ARIMA模型的预测分析

作为经济政策变动的风向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Glob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GEPU）指数的动态走势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GEPU指数动态路径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变，其数据生成过程难以在一个时间序列模型中得到准确的体现。基于“先分解后集成”的建模思路，首先采用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方法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解为若干相互独立、频率不同的可读信号，其次运用非平稳时间序列ARIMA模型对可读信号分别进行建模预测，最后集成各类可读信号的预测结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应用VAR模型考察了全球贸易、新冠疫情等因素对GEPU指数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通过对训练组和测试组数据的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对比，发现EMD-ARIMA模型对训练组和测试组数据的拟合精度均优于ARIMA模型；(2)与ARIMA模型相比，EMD-ARIMA 模型能够解决由原始数据不确定性、非线性以及不稳定性所导致预测偏差问题，得到精度较高的预测结果；(3)全球贸易、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EMD-ARIMA模型的样本外预测结果显示，GEPU指数在2021年7月之前呈增加趋势，2021年7月至12月逐渐趋于稳定。     

交叉上市与审计收费——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

本文采用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企业在A股、H股交叉上市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非交叉上市企业,在A股、H股交叉上市的企业审计费用更高;在经济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相比非交叉上市企业,交叉上市企业审计费用会降低。本文拓展了企业交叉上市的经济后果以及审计收费相关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为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帮助和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驱动了中国OFDI的增长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负相关。基于投资风险规避和资本保值增值的需要,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较为稳定、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活动。为了有效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避险型投资项目的监测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着力提升国内的制度环境质量和经济政策稳定性,促使企业能够专注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对外投资项目。     

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会计信息是股票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影响股票价格的直接因素。本文通过对股票价格与会计信息的关系研究,分析了不同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作用及其程度,证明了会计信息在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作用,从而为投资者在投资时使用财务数据提供理论依据。     

政策行为视角下中国资本市场IPO市场效应分析——基于IPO暂停与重启市场股指变化

本文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IPO暂停与重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通过对IPO暂停与重启的区间划分,以及在政策行为视角下对IPO暂停与重启当日沪深股市股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旨在透析中国资本市场波动的政策影响因素,丰富IPO市场效应研究层次。本文的研究结论是,IPO暂停源于股市的不景气,经过政策调整,IPO重启会带来股市的短暂繁荣。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干预市场的做法并不可取,应引起证券监管部门的重视。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政策导向从4万亿救市转为紧缩以及之后的稳健,伴随着货币政策的实行,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也随之波动。本文通过选用2009年至2013年4月的月度数据,对通货膨胀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来分析三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导致物价水平上涨的重要因素,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整货币发行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降低物价水平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负面的影响;GDP与CPI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引导的关系,伴随经济的增长会不可避免的出现物价水平的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