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就业效应的检验

本文利用资本劳动力配置方程将Agosin和Mayer关于FDI对资本挤入挤出效应的经典模型转化为对就业的分析,构建了关于FDI的就业效应与工资效应的实证模型;并使用我国28个省区1987—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就业水平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对工资水平不存在长期影响。以1998年为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子样本下的结论与全样本的结果相当一致,但1998年以后FDI对就业的负效应明显增强。     

东道国视角下的FDI就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叙述分析FDI对就业影响的内在机制和描述分析中国FDI与就业现状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FDI对中国就业数量、产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流入对中国就业数量和质量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而FDI对就业影响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存在明显的差距,基本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格局。     

外商直接投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国经济的重要作用,积极引进FDI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内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而关于FDI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界仍存在争议。本文尝试对FDI、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Eviews5．0统计软件,以安徽省为例,利用安徽省1991—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研究FDI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量FDI）与就业呈负相关关系,而年底累积外商直接投资额（存量FDI）与就业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长期的创造效应与短期的挤出效应并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FDI所带来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FDI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影响的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1~2003年经济普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就FDI流入对内资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正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但有别于以前结论的是,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外资的进入可能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消通过关联效应带来的就业增加。所有制、创新能力和出口倾向也是影响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效应的重要因素。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总结了产生FDI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以及影响FDI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FDI溢出效应的结果依赖很多因素,东道国特征与FDI特征都会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大小以及符号。特别是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地区／行业的特征以及东道国的制度以及FDI自身的一些特征都是FDI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是否显著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影响方式复杂,目前还很难就FDI溢出效应对本地企业的影响得出一个一致、可信的结论。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江浙制造业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江浙制造业产出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江苏省制造业产出影响显著的是技术进步效应和就业效应,对浙江省制造业产出影响显著的是产业结构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当期江苏省制造业产出影响较浙江省大,且对两省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作者详细剖析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江浙两省制造业产出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要小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FDI规模扩大对就业具有直接的创造效应,但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3)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与世界经济增长和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与FDI只有较弱的相关性;(4)FDI对于内资企业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的溢出效应不大。     

中国三大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经济效应比较研究

近年来我国三大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大量的服务业FDI流入势必给我国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于此背景下,对我国三大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出现了重心北移的现象,环渤海城市群已经赶超长三角城市群位居三大城市群之首;其技术进步效应亦如此。三大城市群的就业效应均较显著:环渤海城市群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最为持久,长三角城市群次之,珠三角城市群服务业FDI经济效应的即时性最强。     

论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绩效的影响

FDI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其净效应非常复杂,既与FDI的进入方式有关,也与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劳动力质量等因素有关。尽管FDI对我国就业的总体贡献并不突出,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FDI的就业效应比较明显,其贡献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FDI在增加国内就业的同时,还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与市场化配置、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素质和薪资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依赖跨国公司培养我国的企业家是不现实的,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才是我国企业家培养的主要途径。     

FDI、人均收入与环境效应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整体分析,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FDI、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进行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负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正的技术效应,但FDI对区域间的环境污染程度则有不同表现——东部地区污染程度加重,中部和西部则相反。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整体上环境污染程度趋于好转。对此本文提出了要提高引资质量和引资标准,调整FDI投向,加强环境管制,转变政府引资思路的政策建议。     

FDI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协整检验与分析

本文用古典主义一般均衡模型来阐述FDI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然后重点通过建立FDI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协整模型,从长期动态均衡角度探讨了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FDI有利推动了我国就业的"非农化",推动了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但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力不足。     

外商投资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外商投资存在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可以用外商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加以度量，运用中国1984～2005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结论表明：1993年以前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显著，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很显著；1993年以后年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减小。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减弱。     

FDI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FDI流量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较明显的正面作用,且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存量则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产生间接的负面效应,而对东、中西部就业数量的总体就业效应为正,就业质量的总体效应为负.因此,应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的流向分流引导,进一步加快国企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中国出口、FDI与就业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85-2004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弹性都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失衡状态,因此不能依靠进一步扩大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来带动就业,而应该通过优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来达到这一目的.     

利用外资与优化中国产业结构的辩证分析

外资对优化中国产业结构调有明显的正负效应。通过发挥资源补缺、传统产业转移、促进新兴产业成长、产业关联和辐射、海外投资收益等效应,一方面可带动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又加剧了重合产业间的竞争,对中国的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带来负面效应,影响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地利用外资对优化中国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腐败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世界106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了腐败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腐败对FDI的负面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诸如东道国经济开放和政治稳定等积极因素所抵消。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贡献的实证分析

FD 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我国出口贸易的FD I弹性系数要大于我国进口贸易的FD I弹性系数,即FD 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贡献要大于其对进口贸易的贡献。通过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FD I与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之间由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动态调整的过程。     

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跨国直接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论文分析了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了阐述，最后，论文分析了该领域内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