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及边界确定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兼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交易费用的计量

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公共产品供给分析,给出了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确定的理论模型,并在威廉姆森范式扩展的基础上得出了各个主体的边界,认为最优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和主体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测算了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发现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供给总体不足、结构失调、各地供给不平衡以及供给主体错位、决策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应当通过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合理确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建构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     

基于公共产品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多元供给机制研究

2009年以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创新,确定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这一命题。本文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分析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公共产品的供给特性,并针对我国当前基本卫生制度供给方面的主要问题,提出建立复合的多元供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志愿组织等各供给方的积极性和提升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有效供给的综合效率。     

中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范围、同构性、结构、方式等视角对中美两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进行比较.美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表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范围小、供给同构性低、供给结构较合理、供给方式市场化程度高等特征；中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表现出供给主体单一化、供给范围大、供给同构性高、供给结构不太合理、供给市场化程度低等特征.中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性要求中国应辩证对待美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一方面可从技术上借鉴美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某些做法,另一方面需从本国国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照抄美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建构性价值——基于中国特色公共产品理论创新与发展的视角

马克思在论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家建立过程中,在不同场合对含有公共产品蕴意的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在范围、供给(资金)来源、供给方式、供给目的和政府供给责任等方面都作了论述。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与现代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立论基础、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以及公共产品内涵特征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的理论分野。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统一观,坚持公共产品供给的国家职能和政府责任主导性,坚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本质和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目的。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对中国特色公共产品理论具有指导性的建构价值。     

统筹城乡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分析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指导下,构建统筹城乡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六个基本假设前提上的,首先论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一般情况,然后放松几个假设前提,分别论述城市偏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统筹城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通过此理论框架分析得出,基于当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大力倡导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作为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向农村倾斜后,尽量不减少城市居民福利的替代选择。而以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必然性。     

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主体多元化。     

基于个人利益视角的美国消防服务供给模式分析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垄断提供。但是公共选择学派在理论上的创新以及欧美国家私有化改革实践都证明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19世纪中期美国消防服务供给模式向市政化演进，是私人利益所致，市政化对包括消防员、保险公司和政治家在内的利益集团都有益处。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政策的借鉴和启示：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完善政治决策程序，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现代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

现代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自19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围绕公共产品定义、价格计算、供给决策程序、供给主体以及供给均衡等理论展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该理论历经百余年的演进与发展,日臻完善,迄今已发展成为现代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然而,现代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毕竟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合理性与狭隘的阶级性并存,是其与生俱来的特征。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对促进我国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研究——基于西藏德吉新村朗赛林提灌站的调查分析

本文以西藏扎囊县德吉新村朗赛林提灌站的建设与维修为例,以公共产品理论为指导,运用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考察了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下,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也就是说,政府要提高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除了自身有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热情与意愿之外,还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这一根本前提条件之上。本文最后提出了提高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几点政策建议。     

公共产品个体捐献供给模式研究

公共产品的供给一般由政府为核心的公共行政主体提供,然而对于某些准公共产品,政府财政无法有效覆盖并供给.而通过社会各类主体的自愿捐献,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此类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本文通过真实案例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旨在总结介绍公共产品捐献供给相关理论与数学模型,并为今后可能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经济因素探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市场失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公共部门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进行了深度剖析.     

中国第三类形式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探讨

公共产品的第三类供给指除市场和政府供给之外的第三种形式 ,当今中国缺乏这种形式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增加此类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弥补中国社会在市场和政府供给方面的不足。因此 ,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和实践的制度创新     

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得到改善.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选择合适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引致民间资金介入,缓解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不足.     

关于加大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思考

由于历史以及制度等原因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远远落后于城市 ,而且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文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的改革思路 ,这对于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构建我国公共财政的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基于此,在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及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今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税与地方公共产品配置关联研究——基于蒂布特模型的分析

Tiebout模型在解释公共产品供给时,引入了消费者选择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思路,对改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通过借鉴Tiebout模型,分析了中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现存问题及其原因,得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收支关联度、逐步改革现行房地产税收体制等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经济因素探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市场失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公共部门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进行了深度剖析。     

效应溢出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权限

基于地方公共产品理论,探讨了具有溢出效应的地区间地方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效率,尝试性地测度了地方性公共产品不同的供给形态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的耦和是实现地方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重要途径,最后借助外部性内在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实现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耦合的相应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性检验

大量研究文献证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低绩效的、而目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价值的选择上,很少有人提出一整套的量化指标体系.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绩效评价指标的新理念为核心,采用标准化评分方法,创新性的构建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西部某省一些县乡取消农业税后公共产品供给情况的调研数据,代入所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该指标体系不仅可以反映出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行为偏好,而且可以说明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合理与否,为以后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