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及启发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方法论批判,矛头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方法论的两大标志: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演绎法传统.直至今天,这些批判仍具有深远意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当代传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仍没有任何实质进步,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是导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德国历史学派重视的历史维度问题仍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核心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启迪意义.     

论经济学对历史特性问题的忽略:基于方法论视角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历史性.随着理论的发展与演变,经济学在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真实社会经济矛盾的研究上,而是以"个体主义"为核心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经济学的历史性被忽略.针对这种现象,基于方法论的视角,概述古典经济学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对一般性理论的追求,历史学派对历史特性问题的重视,并在全面演绎体系展开的基础上,探讨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区别与联系、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问题的并重发展问题.     

方法、反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的开放性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强调用抽象法、演绎法和实证法的学者主张用普适的科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而强调用归纳法、历史法和规范法的学者则对上述科学方法提出质疑.本文认为.应从更为基础性的方法论层面看待经济学方法的选择问题,建立科学的、开放的、和谐的方法论观.     

试论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的先验论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米塞斯以其经济学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著称。在其行动学方法论中,米塞斯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而持守着新康德主义基本理念。米塞斯的理性主义立场具有鲜明的先验论色彩。对米塞斯行动学方法论的先验论进行比较分析,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路径。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学派的建构探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 第四届年会观点综述

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日前成功举行。本届年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学派研究为重点,同时就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核心价值与使命担当、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学派提出的时代要求、域观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传统文化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中的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关涉的热点议题以及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创新路径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论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本文从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科学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论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之演变,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     

奥地利学派：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评卡伦·沃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本文试图评述卡伦·沃恩（Karen Vaughn）教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一书,作者以“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视角来回顾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并着重关注新奥在利学派内部这一“目前的争论”;是否彻底抛弃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模式来重建奥在利学派新范式,以期为该学派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其独特的视角和清晰的研究思路不失为研读奥地利学派思想必读的经典文献之一。     

西方跨国并购研究中的四大理论纲领

本文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角度 ,将各种跨国并购研究概括为四大研究纲领 :以新古典及行为学派企业理论为纲领的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纲领的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纲领的研究和以战略管理理论为纲领的研究 ,并对各自的理论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综合。     

奥地利学派：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评卡伦·沃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本文试图评述卡伦·沃恩（Karen Vaughn）教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一书,作者以“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视角来回顾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并着重关注新奥在利学派内部这一“目前的争论”;是否彻底抛弃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模式来重建奥在利学派新范式,以期为该学派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其独特的视角和清晰的研究思路不失为研读奥地利学派思想必读的经典文献之一。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两个主要假设

本文首先在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视角批评西方经济人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然后，提出各种生产性活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活劳动价值新假说”，并论证与此有关的“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作者认为这是作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海派经济学”基本假设和理论之一，也属于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后现代经济学”理论。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论与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女性主义经济学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出现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是其发生的理论背景。女性主义经济学运用独特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提出了批判和挑战。这种批判和挑战对于改造、发展现代经济学等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遗产税慈善公益捐赠扣除的意蕴

要发现捐赠的人性之美,不能让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蒙住了眼睛。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成为巨富的人,是整个社会的精英,更是巨富中的精英,是精英巨富。所有精英巨富都必然是热心的社会捐赠者中的巨鳄,这是由其高尚的财富观所决定的。遗产税的慈善公益捐赠扣除,是极大尊重精英巨富,使其尽情行善的制度,是向去世精英巨富的崇高敬礼,理解这一制度对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空间经济学研究范式分析

目前空间经济学正处在群雄纷起时期，研究角度不同、形式千差万别，以至于学者们难以在研究方法上达成共识，给初学者带来很大困惑，不利于学科研究的深入推进和推广。本文意在简化前期文献繁杂的理论推导过程，从中抽出一些能为学者们共同接受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规范其研究方法，促使其广泛深入地融入主流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是：设定收益递增和初始区域对称等前提，基于效用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原则，遵循产品多样化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在D-S框架下运用“冰山”技术分析要素、产业和贸易的空间动态演化过程。空间经济学研究范式可向有空间维度的传统经济学、空间实证经济学、空间福利经济学三个方向拓展。     

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范式创新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视阈下的若干思考

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有着丰厚的经济学思想渊源,也必将助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国民幸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可以开拓出历史阶段分析、数学分析、社会调查样本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论”遵循政治家与理论界共同创新的路径,必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     

浅析米塞斯对经济科学的重建:基于韦伯的方法论视角

马克思·韦伯与米塞斯都是德语世界中对社会科学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他们不仅仅私交甚好,而且在思想上尤其是方法论上也有许多相互倾慕之处.但是,至今也很少有学者从韦伯的方法论这一视角来审视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及其他所倡导的人类行为科学的重建.本文试图探讨韦伯的方法论思想与米塞斯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及其后来极力倡导人类行为学的先验观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介绍韦伯所提出的客观性、理想类型和"理解"的方法对米塞斯重建经济科学之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阐明米塞斯对韦伯方法论的一些不同意见,并基于批判性的吸取韦伯的这些方法论观点的同时,继承和发展门格尔理论与历史的二分法,从而试图重建纯理论性的经济科学--"人类行为学".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反思

自1871年门格尔开创奥地利经济学派以来13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奥派的许多理论洞识和研究方法在被主流经济学吸收的同时,也一直遭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在萨谬尔逊的"经济学派族谱"中,奥派甚至被认为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派.然而,立足于"把人当人"的社会哲学层面,将经济学纳入人类行为通论架构之中的奥地利学派,在"技术主义"和"数学思维"遭到普遍质疑的今天,已愈来愈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因此,追寻奥地利学派历史踪迹,并结合其理论特色对当代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极具现实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比较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基本方法包括抽象分析的方法、研究的和叙述的方法、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基本特征是本质论的方法、历史的观点、批判的精神.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基本方法包括经验主义、逻辑主义方法,基本特征是实证的方法、演绎的逻辑、辩护的本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可称为本质主义,可概括为历史抽象法,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可称为现象主义,可概括为逻辑抽象法,以经验、逻辑作为理论的评判标准.     

新制度经济学有争议的四大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讲,存在着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之争;从理论基础上讲,存在着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问题;从人类行为研究来讲,存在着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制度形成来讲,存在着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