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北大核心CSSCI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既能因预算约束硬化而强化融资约束,又可通过形成股权主体多元和融合的股权结构而改善公司治理,尤其是对企业投资形成有效约束。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国有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作用机理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机理主要在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而非融资约束的强化。上述研究发现对新时期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借鉴。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吗？

文章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随之提升,且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政府补助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国有企业要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需要更好地借助政府和非国有资本的力量,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业绩考核制度可以促进央企创新吗?

关于国有企业是否需要进行民营化改革的问题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民营化才能彻底解决国企效率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营化不仅不能解决国企现存问题,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本文以2009年国资委修订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为切入点,研究这项不涉及民营化的央企高管业绩考核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经济后果。本文以此次修订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发现相对于不受该项制度影响的民营企业来说,央企的创新水平在新政策实施后显著提高。而且,此次修订的考核办法可以显著提高创新对企业价值的边际贡献。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国有企业即使不进行民营化的产权改革,仅仅通过改变高管的激励机制,也可以提高企业效率。因此,民营化很可能并不是解决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唯一途径。本文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澄清关于国企民营化改革的争议,而且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企业激励机制和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国有资本“举牌”民营企业对企业创新体系的作用机制亟待研究。基于2008-2018年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探讨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根据股东资源理论分析可能的影响路径。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最终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获取政府补贴和提升创新管理能力是两条中介路径。该结论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机制,为家族企业提高创新效率提供了新方向。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视角，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即股权主体多元和股权融合程度越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对企业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而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能够有效弥补制度缺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研究为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评价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有力证据，对实现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单向混改”还是“双向混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日益普遍，但是关于哪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才能“合得来、混得好”,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此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利用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既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引入国有资本的“双向混改”路径较仅选择“单向混改”路径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选择“双向混改”路径较“单向混改”路径，能更好地促进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税费成本，使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资源，进而减少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双向混改”对认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理念的民营企业和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双向混改”路径不仅会提高民营企业自身创新水平，而且对社会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中国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背景下，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搜集前十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研究国有参股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发现，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并且国有参股股东与民企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机制检验证实，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是两条主要的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民资、国资混合参股的股权结构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助于澄清“国进民退”的争议，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股权质押与大股东双重择时动机

择时动机是大股东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权质押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明的研究视角。文章以大股东决策中可能存在的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双重择时动机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质押规模与股票错误定价显著正相关,即上市公司股价被高估会推动大股东股权质押;相对于信贷紧缩时期,大股东在信贷宽松时期更愿意进行股权质押,且质押规模更大;股票错误定价和信贷政策会同时影响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规模。文章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存在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双重择时动机。文章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关于市场择时和股权质押的研究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大股东决策动机以及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理解。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

本文探讨了城投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20年的6890只债券样本对城投混改成效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短期内,由于政府减少了财务支持力度,城投企业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过度负债问题更加严重。第二,在长期视角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城投企业财务危机成本,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因而缓解了其过度负债问题。第三,在短期视角下,行政干预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降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的作用,但在长期视角下,行政干预抑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缓解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的作用。由此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长期中能够降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但前提是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降低政府对城投企业转型的干预程度。本文所作的研究能够为财政与金融政策在微观层面的有效协同提供启示。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国资介入能否抑制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兼论亲清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而非主体产业,使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迹象。文章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以2014—2019年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有资本介入但非控股民营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外部制度环境视角出发,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对国有持股与企业金融化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有助于抑制民营企业金融化,有效纾解"脱实向虚"困境;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融资约束高、控制链延长的民营企业中发挥的改革效应更明显;城市层面亲清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国有持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制衡度对民营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与管控作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以上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全面评析"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应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为进一步分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融资惯性、控制权收益和民营化效率——基于星美联合的案例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联合),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接手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仍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持续稳定的银行贷款,这种融资惯性使企业可以通过高额负债实现资产的迅速扩张.同时,由于民营化并没有改变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接手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关联方交易来掏空其利用融资惯性而加速积累的资产,并可以进一步利用破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漏洞,逃脱大额银行贷款的约束而金蝉脱壳,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加倍流失.可见,民营化的真实动机是影响民营化效率的根本因素,控制权与剩余所有权的分离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直接原因,而国有资本管理、金融企业贷款管理、上市公司交易监管等方面的缺陷则为民营化后国有资产的加倍流失提供了机会.文章开拓性地研究了控制权收益的具体来源,融资惯性增加了民营化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是导致国有资产被加倍掏空的隐蔽渠道.因此,完善金融机构的贷款制度并加强对上市公司掏空行为的监管和惩戒,是避免“国退民进”中利用融资惯性掏空国有资产的基础.     

混合股权下的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协同增效”抑或“掣肘减效”？

混合股权能否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与企业创新策略的选择关系密切。利用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基于异质性股权混合后对企业创新的“协同增效”与“掣肘减效”效应，验证混合股权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股权通过“协同增效”效应影响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即混合股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且在混合股权作用下，相较于策略性创新，企业更偏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使用滞后变量、Heckman检验、PSM、PSM-多期DID、替换变量及更换数据库后，结果依然稳健。以上结论从策略选择视角为现阶段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企业创新质量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制定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突破口,也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仍不清楚.另外,现阶段混改仍存在"混而不改""混而不合""动力不足"等关键问题,提高国企经营和治理效率的主要改革目标还未实现.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厘清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进而指出现有研究的短板及未来方向,既有助于理解和指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管理实践,也有助于丰富混改及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另外,结合Citespace、Vosviewer等3种计量可视化工具的分析结果,本文构建了以"影响因素-实施过程-治理效果"为主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并进一步评述了框架中每个部分的研究现状及不足,旨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金融抑制如何影响区域创新及其溢出效应？

金融抑制的存在是目前我国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基于所有制歧视的金融抑制视角,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金融抑制对区域创新及其溢出效应的影响;并从金融抑制下企业行为偏移等方面对其中的机制进行了探讨,从而为当下中国创新效率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结果发现,信贷摩擦对地区创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影响有所差异,这是由于不同专利创新类型的技术特性和投入收益差别造成的;信贷摩擦对地区创新的消极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别体现在金融抑制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负面作用上。金融抑制对地区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地区之间互相不断破坏的过程。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