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技术选择和外资出口企业转型——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视角

外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大多数.通过将异质性外资企业的转型决策引入标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本文从贸易成本角度阐释了异质性外商投资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机制,模型表明:过度的可变贸易成本补贴会减小低效率企业转型激励,而适度的研发补贴却能鼓励外资企业转型升级.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资本劳动比的情形下,外资出口企业中出口密集度较大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以及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技术水平较低.通过支付更多的固定成本,外资企业能够通过使用高端技术进行出口转型.该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保持一致.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该控制对外资出口企业的可变成本优惠,补贴外资出口企业的固定研发成本,培育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辅助外资出口企业转型.     

贸易摩擦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山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贸易摩擦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发现山东省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悖论1"是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越大,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小;"悖论2"是贸易摩擦强度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越高。贸易摩擦使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下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上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悖论1"。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孰因孰果——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即融资约束的缓解提升了企业出口绩效,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因企业所有制类型、规模及贸易模式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融资约束对民营、中小型及一般贸易型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大型及加工贸易型企业;而出口对民营、大型及一般贸易型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中小型及加工贸易型企业。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自我选择效应”再研究——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充分认识到中国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的特征事实,修改了Melitz模型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对比的假设,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实证部分,本文主要使用2000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为负,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证据;分行业来讲,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不同,但普遍存在负趋势。作者通过实践与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二:贸易性质1差别导致不同贸易模式2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中国行业的市场进入门槛相对高(排除贸易性质差别)。最后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市场高门槛的主要原因,试图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可行建议。     

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

本文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选取近300万家企业,分20个行业检验了我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生产率反而高于出口企业;并且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即生产率越低的企业出口越多。此结论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我们称之为生产率悖论。进一步检验还发现,企业规模是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而出口贸易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出现生产率悖论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加工贸易较多,且占据了出口贸易的主体。     

企业异质性影响出口竞争力的效应分析

根据新一新贸易理论,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国内销售。新一新贸易理论是产业内贸易和产品间贸易的延续,是研究产品内贸易的理论依据。少数学者用中国的数据分析,得出了与新一新贸易理论相违背的结论,即生产率低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国内销售,本文也是立足新一新贸易理论,结合前面几位学者对湖南省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及得出的结论,而从理论上阐述企业异质性影响出口竞争力的效应分析,并得出与新一新贸易理论不一致的结论：企业生产率与出口显著相关,但其相关关系不确定,因此,企业异质性是影响出口竞争力的显著因素,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

文章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而研究不同贸易方式中企业出口比重变化在融资约束和企业生产率上的差异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出口比重提高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2)低生产率的企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高生产率的企业会以一般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实证研究采用海关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结果支持理论假设。中国出口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比重的边际调整来最大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得失,因此若想通过"出口学习效应"更快成长,政府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即松解融资约束和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方式选择

与直接出口相比,间接出口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但增加了出口的可变成本.本文首先在Melitz(2003)的理论框架下引入融资约束和多种出口模式,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大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融资约束的增加不仅增加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间接出口规模;第二,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的增加对企业间接出口模式和间接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生产率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不明显,但企业规模、经营时间、外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降低了间接出口的概率和规模.总之,融资约束的增加迫使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的固定成本,而这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国际化模式选择是否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在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借助一阶随机占优的Kolmogorov-Smirnov非参数检验,发现对外投资企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间的生产率关系并不完全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随后,本文基于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但不利于企业出口,并进一步从出口密度视角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问题进行解释及验证。     

FOB 盛行之谜：贸易成本与异质性企业的 贸易术语选择

在《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的11种贸易术语中,企业收汇风险较大的FOB具有最高的使用频率。本文通过拓展现有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阐述了贸易成本对企业贸易术语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该模型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要素市场不完善和加工贸易居多是导致出口企业倾向于使用FOB成交的主要原因,贸易术语多元化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出口机会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及时调整企业内外销的相对贸易成本对降低出口收汇风险和平衡我国内外需求水平至关重要。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出口到底给中国企业生产率带来何种作用效应,既有文献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着重考虑已有文献并未考虑到的企业TFP测算方法、企业进口以及出口贸易方式这3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检验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结果发现:除了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仍呈现自我选择效应;从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为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从出口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生产率损失"或"生产率抑制"效应,这又反映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本文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为理解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判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效应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微观经验证据。     

企业间接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就投资环境对中国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BEEPS)数据,使用连续logit模型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方式选择,从而为利用贸易中介间接出口的企业识别提供了来自微观视角的坚实证据。结论表明:生产率、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资资本比重以及产品质量对企业间接出口方式的影响显著;间接出口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生产率、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资资本比重以及产品质量是民营企业间接出口方式选择的决定因素;而国有企业间接出口方式仅受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     

出口学习效应促进OFDI: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阐述了出口学习效应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商品贸易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学习效应通过形成企业技术优势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加工贸易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私营企业和其它本土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作用不明显;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具有更多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采用了Relogit模型后,这些结果依然稳健。     

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文化产品出口效应评估

移民网络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文化产品的出口概率与出口强度,而且扩展边际效应要大于集约边际效应。企业规模对中国企业文化产品的出口概率起着积极作用,但企业效率仅作用于加工贸易型企业;移民网络对加工贸易型企业文化产品的出口促进效应要大于非加工贸易型企业;移民网络对提升港澳台商控股及东部地区企业的文化产品出口概率最为明显;信息与通讯技术有助于提升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文化产品的促进效应。     

数字化转型是否延长了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率，有助于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仍然成立，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出口产品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号效应”“研发和生产率效应”两组渠道降低企业出口风险率，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本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持续时间的理解，同时为提高企业出口稳定性与国际竞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贸易方式、所有权结构与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本文通过构建出口的多重边际分析框架识别中国出口增长的源泉。然后借助基于交易信息的出口商-产品-目标国-贸易方式的微观数据,研究中国企业出口的市场扩展边际和产品扩展边际,同时从所有权结构、贸易方式以及企业特征等维度解读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差异。研究发现:(1)贸易方式和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特征;(2)在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两种出口贸易方式下,各种纳入模型的因素对企业的出口边际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一致,但生产率和杠杆率对于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的作用方向相反;(3)国有控股的所有制性质抑制企业出口市场和产品线的拓展;(4)企业规模、年龄、融资能力等因素在不同贸易方式下对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方向不同。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针对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特征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出口—产能假说”与中国企业适用性

近年来部分学者指出,不论国内体制是否扭曲,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更愿意在国内销售.本文依据上述观点提出“出口—产能假说”,并探讨和评析了该假说的成因、机理与局限,同时实证研究了其对于中国企业的适用性.结果发现,产能利用率较高(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内销),与“出口—产能假说”相违背,可能原因在于国内存在的内需不足、外需依赖、国企低效和体制扭曲等问题.本文还发现产能利用率是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成因之一,且自身较高的绩效水平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企业的出口选择.本文的研究首次从企业层面揭示了中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其出口决定中的作用,且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抑制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决策依据.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基于国内市场分割的解释

本文在理论上结合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国情,修改了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一个主要假设,将国内市场细分为本市市场、本省市场、外省市场和海外市场,并分析了在不同市场进入成本组合中,不同效率企业进入不同市场的次序。在实证部分,主要采用了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销售到国内外省市场的企业;在充分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加工企业、资本劳动比等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因素之后,中国市场分割仍然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为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