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QR）。研究结果：（1）69.46%的受访农户对现行生态公益林标准并不满意,农户期望的补偿标准为38.54～48.29元/（亩·年）,约为现行标准的3.85～4.83倍;（2）农户的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主观认知、政策参与均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比重、政策满意度、是否享有政策对受偿意愿的作用明显;（3）若在提升补偿标准的同时制定差异化补偿,相较于新参与政策的农户,应优先提高对原先已参与政策农户的补偿,且林地比重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研究结论：应参考农户受偿意愿,适当提升公益林补偿标准;可结合农户异质性,探索差异化补偿;加强宣传,提升农户森林保护意识和政策满意度;同时,通过公共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新疆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分析

[目的]研究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受偿意愿、受偿期望值以及影响受偿意愿的因素,以期为新疆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基于464户牧民的问卷调查,运用CVM估值法和二元Logistic方法进行研究。[结果] 78. 23%受访牧民具有受偿意愿,21. 77%牧民不具有受偿意愿。牧民禁牧受偿意愿为947. 10～1 210. 65元/hm2,草畜平衡奖励受偿意愿为508. 8～650. 40元/hm2。[结论]牧民的受偿意愿较高,受偿意愿值远远高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了解、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状况改善、政府对草原监管、受访牧民文化程度、拥有草原面积、家庭纯收入、饲养牲畜头数、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载畜量下降、补偿标准高低等。受访牧民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不同群体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研究——基于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择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10个县50个村的503个农户样本,分为全部农户和受偿农户2个不同群体,分别测量两组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差异。对于全部农户,构建户主特征、家庭收入、家庭资源禀赋、生态资本感知和政策参与度5个维度;对于受偿农户,构建户主特征、林业收入、林地资源禀赋和生态资本感知4个维度,分别进行定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生态感知度及政策参与度都直接影响其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于受偿农户而言,林地资源禀赋和平均收入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让林农广泛参与,加强林农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在林业生态公益林范围划分等重大问题时,要结合村及农户自身林地状况,降低受偿农户林地经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     

洪湖渔民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及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 禁捕是保护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的受偿主体,如何给予合理补偿,激发其主动参与退捕的积极性,成为保证禁捕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方法 文章以效用理论为指导,依托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受偿意愿的效用函数测定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渔民的受偿意愿进行分析,探讨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和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 （1）禁捕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结果为4.09万元/年,非参数估计结果为3.56万元/年;（2）两种方法测算的补偿标准每年相差0.53万元,非参数估计法能够直接反映出渔民的最低补偿金额,但测算出的补偿标准往往偏高。在长江流域禁捕的整个时期内,可将两个补偿额度作为洪湖禁捕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区间;（3）在对禁捕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89.8%受访渔民表示愿意退捕,渔民的退捕行为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生态认知以及禁捕政策的共同作用。结论 渔民的生产特征和对禁捕政策的认知程度,是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年龄较大、身体健康状况差、生存和生计方式多样化、生态认知程度越高的渔民更愿意接受禁捕政策。     

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测算——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与黄冈三市的调查

本文以CVM为基础,从"保护者得到补偿"、"社会受益、政府补偿"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模拟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市场,考察了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受偿意愿及意愿受偿水平。研究表明,82.1%的农民愿意接受一定金额的补偿作为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激励。在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为544.32元/年·户;在不考虑农民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意愿受偿水平下限为415.16元/年·户,上限为505.68元/年·户。运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有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废弃物工作处理满意程度;影响农民意愿受偿水平的关键因素则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总收入、耕地面积、农村环境评价、环保政策作用感知。     

农民参与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受偿意愿分析*——基于安徽、山东的调研数据

[目的]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旨在通过分析农民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合理有效的政策激励方式,为完善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运行机制提供参考。[方法]依据条件价值评估法,基于安徽、山东两个省份354位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民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有92. 94%的受访农民愿意接受补偿;农民年龄、块均面积、当地是否有秸秆收购企业以及农民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激励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受偿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民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经济价值认知对其受偿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1)综合考虑当地经济水平、秸秆资源化利用成本以及农民受偿意愿制定补贴标准;(2)完善和落实秸秆资源化利用激励的配套政策措施;(3)创新培训与宣传方法,提高农民秸秆资源化利用知识水平及政策认知度。     

资源异质性农户的退耕还林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云南省2个县退耕还林的调研数据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有效手段,农户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评估其受偿意愿对制定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实现生态保护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云南省2个县23个村组204份退耕还林调研数据,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分析农户在不同分位点受偿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农户退耕受偿意愿为2353.4元/亩,补偿期限5年,约为现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1.5倍。农户的资源稟赋特征及主观认知是影响受偿意愿最主要因素,且在不同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差异性。在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年龄大的农户更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政策补偿和技术培训。因此,在加强生态环境重要性以及政策宣传的同时,适当提高退耕还林补偿标准,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根据农户资源稟赋的不同,实现补偿标准的差别化。     

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 及其影响因素 ——以农户受偿意愿为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多项Logit模型。研究结果：（1）样本区域农户具有较高的受偿意愿,96.67%的农户愿意接受人为活动限制补偿,75.78%的农户倾向于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2）寻乌县、安远县、郧阳区和房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分别为2 988.02~3 164.53元/（户·年）、2 473.25~2 560.41元/（户·年）、1 884.07~1 917.27元/（户·年）和1 391.41~1 426.34元/（户·年）;（3）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低、家庭支出较低、劳动力数量较少、林地面积较大、政策熟知程度较低、政策作用感知较强、政策支持程度较低、政策公平感知较差以及所在地区为寻乌县和安远县的农户选择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的概率更大。研究结论：加快建立基于农户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制定按受影响程度计算的补偿标准以及充分重视补偿标准的差别化,是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政策的重要途径。     

禁限规制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居民受偿意愿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其禁限政策的实施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进行与维持等角度,必须对受影响主体——农村居民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而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牺牲进行补偿。本文基于两个水源涵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624个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D-H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访者的平均受偿意愿为978.76元,职业、家庭人口数、家庭年平均收入、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急迫性对是否参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受偿有显著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生态环境破坏对自身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带来的损失对受偿金额有显著影响。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宁夏泾源县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379户退耕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机会成本法、生态足迹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分别估算了基于农户直接经济损失、实际损失及受偿意愿基础上的生态补偿标准。机会成本测算结果表明农户2000和2016年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478和4350元/hm~2;生产性生态足迹变化测算结果表明2000、2008和2016年的补偿标准分别为2255、3231和4548元/hm~2;而农户受偿意愿则略低于前两种补偿标准,为3667元/hm~2。据此,样本区第一轮退耕还林补助经历了"超额补偿—补偿不足—零补偿"变化,新一轮退耕还林亦处于超额补偿阶段。因此,应考虑价格等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补偿标准的可变性,寻找农户角度与政策可接受度之间的平衡点。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分析

[目的]农村居民付费是弥补生活垃圾治理资金缺口的有效途径,系统研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影响因素,有益于推动建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付费制度。[方法]文章基于覆盖江苏全部地级市的2 420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农村居民以不分类处理生活垃圾为主,有约2/3的农村居民愿意为治理生活垃圾支付费用,并愿意每户每月支付49.31元或每人每月支付19.84元。（2）健康状况、常住人口、年底净资金、奖惩措施均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3）年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底净资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村组织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作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信任度、奖惩措施、个人环保行为认定、生活垃圾对社区环境影响以及地区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应合理测定支付标准、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投入机制、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规,以引导农村居民支付生活垃圾治理费。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环境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涉农郊区农户的调查

目的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视角,从影响农户意愿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层面出发,建立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方法 文章基于上海市涉农郊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的环境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 研究发现,农户环境感知3个维度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综合路径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禀赋环境感知（0.503）＞政策环境感知（0.208）＞公共服务环境感知（0.175）。农户对禀赋环境、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3个维度的感知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户的禀赋环境感知路径系数最大,政策环境感知次之,公共服务环境感知的路径系数最小。结论 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政府在改进宅基地退出有关政策时,应着重注意宅基地退出的经济补偿和退后农户的公共服务质量,同时保障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知情度。     

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与参与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项目不同,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有更大的自主性,因此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背景下,加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探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意愿,并识别出影响因素,寻求提高农户市场化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发力点。[方法]文章基于贵州省仁怀市208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和农户行为态度四个方面研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整体较高,81.25%的农户表示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家庭务农人数越多、家中有村干部、平地数量越多、坡地数量越少、对坡耕地经济收益越不满意、认为水质下降对作物产量影响越严重、越认同参与生态补偿可获得荣誉感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结论]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保障和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后的经济收益;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荣誉感和参与感。     

基于CNKI数据库的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目的 自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为了深入了解草原生态补偿相关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客观反映相关机构、文献、作者的科研动向和影响力,通过分析得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建议。方法 文章通过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搜索到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1）研究领域内发文量总体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2016年达到发文量峰值。（2）作者靳乐山、胡振通、孔德帅发文量较多,杨光梅、陈佐忠、李玉新等作者发表的文献对该领域学者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总站,但作者、机构之间中心性较低,还需加强合作。（3）综合分析热点和前沿,主题词较少,研究范围较局限。（4）应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实践,加强理论研究,完善区域的草原生态补偿治理办法、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与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研究。结论 拓展研究范围和深度,各地政府根据地区差异性对当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相关进行探索完善,创新研究方法,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提供参考。     

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目的 优化乳制品消费结构、推动消费方式多元化发展,能够在保持消费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多途径提升乳制品消费水平,加快乳制品消费转型升级,助力居民营养健康。方法 文章利用2009—2018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的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城乡之间的因素差异。结果 （1）收入增长可显著提升城乡居民乳制品消费量,在利用IV-Hekit模型克服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2）收入增长可通过丰富乳品消费种类加快乳品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乳品消费频次形成结构化膳食两条路径增加乳制品消费;（3）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量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种类和消费频次的提升作用约为农村居民的两倍。结论 增加城乡居民对乳制品的消费,需引导居民形成多元化健康饮食方式,带动乳制品加工营养化高值化,推动地方特色乳业发展;强化乳制品消费引导和配送体系建设;组织实施低收入人群营养改善计划,保障弱势群体食物基本供给和营养不断改善。     

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食物是人类生存与获取营养的来源之一,国家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不仅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还是衡量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吉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也得到相应改善。但与城镇居民、与其他发达省份农村居民相比,食物消费的水平与结构仍存在很大差距,与国家阶段性目标相比,差距更大。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食物消费方面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农村居民在食物供应链中既是食物的供应者又是食物的消费者,在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中既包括了自给自足的部分,又包括市场上购买的一部分。作为农业大省的吉林,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其独有的特点,因此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因素也有其特殊性。文章从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因素等视角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回归模型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购买食物占食物消费比重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该文据此提出拓展从事农业生产收入的增长空间、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及加强吉林省农村市场建设的建议。     

基于虚拟水视角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特征分析

以2004—2015年我国各食物产品的虚拟水消费量为基础数据,从虚拟水消费量、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地域差异三方面分析我国的虚拟水消费特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物产品的人均虚拟水消费总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则相反,且农村居民的动物性食物虚拟水消费量增长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粮食虚拟水消费量高于城镇居民,动物性食物的虚拟水消费量低于城镇居民,但两者之间差距在减小;城镇居民的虚拟水消费相比农村居民更趋多元化,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各食物产品的人均虚拟水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不同种类的食物虚拟水消费均存在地域性。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玉米秸秆还田的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徐水区319位农户的实证分析

目的 玉米秸秆还田技术是我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技术模式,也是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重要途径,探究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意愿并对技术采纳的补偿标准进行精准测度,有助于建立秸秆还田技术持续推广的长效机制,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发展。方法 文章以河北省徐水区319份农户调查为基础,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定量分析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构建补偿意愿价值评估模拟模型来估算支付意愿价值和秸秆还田外部环境成本。结果 （1）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支付意愿较高,有90%的农户表达肯定支付意愿;（2）基于农户支付意愿和秸秆还田的温室气体减排环境效应测度,徐水地区玉米秸秆还田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661.8元/hm²和171.47元/hm²;（3）支付意愿的影响因子按从大到小的强度排序为耕地平整化程度>化肥成本>农户性别>化肥用量认知>家庭农业纯收入>受教育程度>政策认知>社会网络>地力提升认知。结论 （1）细化补贴类型,制定科学补偿标准,建议玉米秸秆还田的补偿标准为416.7元/hm²（27.78元/0.067hm²）;（2）通过秸秆还田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生态认知水平;（3）聚焦不同主体的愿望与诉求,实施针对女性农户群体的补偿政策,为补偿精准施策找准靶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