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房地产投资区位差异的宏观因素分析

文章从房地产投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量。通过理论分析,文章提出了影响我国房地产投资区域差异的四个宏观影响因素:城市人口规模、制造业规模、人均收入和市场潜能。对2003—2014年我国259个城市的实证分析得到,人均收入水平对东部地区城市的房地产投资的影响最大,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中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有比较明显的带动作用,而城市市场潜能是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房地产税收、公共服务供给与房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1998—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地方房地产税负、公共服务供给与房价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体层面,房地产持有税、交易税与房价显著负相关,而公共支出强度与公共服务水平则与房价显著正相关,并且公共服务正资本化效果大于房地产税负的负资本化效果,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密度同样与房价正相关;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房地产税负对房价的影响较大,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密度则是影响房价的最重要因素。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现代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现代服务贸易的总量和分部门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决定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双边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距、进口国服务开放度和人民币汇率;空间距离和加入APEC并未对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显著性影响。     

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03²00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影响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从全国层面总的数据看,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从地区内部层面来看,制度对东部地区省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受制度的影响;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收入门槛、相对剥夺与老年人幸福感

本文利用我国东、中、西部12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3970名55岁以上老年人微观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老年人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显著;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健康和娱乐等途径产生间接效应;除了城镇地区,相对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都显著;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的收入转折点低于东部和城镇地区.因此,增加收入有利于提高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且应当切实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水平.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多因素实证研究了1987-2005年贸易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检验了H-O理论和SS定理在我国的适用性,结论如下:(1)贸易扩大总体上对我国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改善效果;(2)出口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比进口更加显著;(3)制成品出口比重增加对收入分配产生显著的改善效应;(4)制成品进口比重下降可能恶化收入分配。检验结果显示出贸易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包括H-O理论在内的某个贸易理论来解释,必须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和特色。在深入剖析贸易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机制后,本文提出了相关贸易政策建议。     

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2000-2010年的数据,通过GL指数、MIIT指数、HIIT指数和VIIT指数,对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分析,认为中日服务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并且服务贸易各部门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异较大,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对影响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表明: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和市场规模是影响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中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和市场开放度与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正相关,市场规模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负相关。     

劳动力异质性、人口迁移壁垒与地区收入差距研究

劳动力因技能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异质性劳动力的迁移与集聚会能够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NEG模型,本文采用我国2002至2011年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异质性劳动力集聚、人口迁移壁垒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各省市的高技能劳动力资源分布严重失衡,高技能劳动力与普通劳动力之比上升能显著提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普通劳动力面临的迁移壁垒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及比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我国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利用我国1982-2011年的年度数据、引入多个控制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物贸易的发展会使收入差距先减少后扩大,而服务贸易的发展则使得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同时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文章在对研究结论做出成因分析后,提出了部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区域特征分析

我国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以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为主,北部沿海地区等区域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的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东部沿海地区等则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影响我国各区域的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因素和程度的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区域人均收入水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市场规模因素显著影响大部分区域的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水平,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程度非常小;区域对外开放度、货物贸易密集度仅对部分区域内少部分省市有显著影响;区域要素禀赋显著影响各区域的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水平,其中,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影响更大.值得关注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市出现水平型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的萌芽,且其产业内贸易更多的体现为由产品差异推动而不是规模经济的推动,但推动程度较小.     

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结构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1997~2014年36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变化的角度,探讨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结构变迁途径及其影响因素,发现:样本期内,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结构所呈现的倒金字塔型未被打破,传统服务贸易仍占主导地位;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正相关,自然资源禀赋"诅咒"不存在于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中,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反向抑制作用,但其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各因素对不同服务贸易部门进口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效率——基于大中型企业动态面板的研究

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省区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方法研究了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国际R&D对中国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中间产品的国际R&D促进了东中西部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R&D对东部影响显著,对中西部不显著。人力资本吸收能力显著影响了国外研发的外溢,但对中西部不显著。因此,提高国内研发的转化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调整服务业结构是政府的政策导向。     

我国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FDI的区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我国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FDI区位选择的六大影响因素建立模型,基于我国东部区域、中西部区域共1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和产业集聚因素对东部区域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因素对中西部区域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为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的进入,东部区域应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培养更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后备人才;中西部区域应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努力提高信息化水平,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变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基于1995～2007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1995～2007年的贸易面板数据,探讨了影响我国贸易地区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并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为例,从出口和进口贸易地区结构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亚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与我国存在密切的联系,其需求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的贸易结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北美洲消费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同时,FDI对于我国同欧洲、北美洲产生的贸易影响显著,FDI的增加使得我国出口到欧洲、北美洲的产品比重增加,使得来自欧洲、北美洲的进口产品比重减少。     

我国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变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基于1995～2007年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5～2007年的贸易面板数据,探讨了影响我国贸易地区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并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为例,从出口和进口贸易地区结构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亚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与我国存在密切的联系,其需求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的贸易结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北美洲消费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同时,FDI对于我国同欧洲、北美洲产生的贸易影响显著,FDI的增加使得我国出口到欧洲、北美洲的产品比重增加,使得来自欧洲、北美洲的进口产品比重减少。     

分税制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成为我国当前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文利用我国内地30个省(市)1994-2008年的数据,研究我国在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在提高人均收入时依赖于物质资本存量水平,只有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较高时,政府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才能显著提高人均收入;由于劳动力具有流动性,地区存在一个最小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超过这一水平的地区可以分享邻近地区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而低于这一水平的地区却不能够.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我国应改革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与受益性不匹配的税制问题,中央政府和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应当承担更多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质量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贸易强国的要求。本文应用灰色关联度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质量逐年提高，其中，研发投入、外贸效益、中西部外贸占比、服务贸易、民营企业外贸占比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质量有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外贸发展质量，应注重研发，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外贸效益；提升中西部地区在外贸中的地位；以数字经济为依托，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改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提升民营企业的活力。     

中国31个省市区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贸易扩展边际模型框架,利用中国31个省市区2008-2013年的农产品出口HS4位编码数据,从贸易额、产品种类和效力三个维度详细阐述了各省市区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特征性事实,并结合内生性模型和引力模型揭示扩展边际的驱动因素。本文发现:多数省份在贸易额维度上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值较小,在产品种类和效力维度上出口扩展边际值较大,三种维度均表明扩展边际存在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扩展边际值较高,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较低,中西部地区扩展边际波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各类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通过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分析进一步发现,国内地理区位、农业投资和贸易自由度对出口扩展边际具有促进作用,而外商投资和距离等对出口扩展边际产生抑制作用,东部地区在地理区位上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     

贸易开放、出口商品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南北贸易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南北贸易模型的分析框架,分析贸易开放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影响收入差距的相关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南北贸易引发的技术追赶对促进南方沿海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作用要显著大于内陆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能显著扩大内陆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而对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总体上拉动了全国层面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但其对沿海和内陆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拉动作用存在明显区别,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显著提高了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但其对内陆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拉动作用不显著,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强度上的差别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