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益协同还是利益攫取

文章以沪深A股2011—2018年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下区域金融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变化.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创新既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又能对技术创新绩效体现出显著推动效应;环境规制既能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又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环境规制显著增强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关性.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利用各省份调整二氧化硫排放收费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主要表现为企业过度投资时环境规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企业应该积极调整投资战略,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以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政策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短期成本冲击.     

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09年的数据考查FDI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估算了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工业技术进步边际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而且环境规制对促进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分组后,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技术进步、FDI溢出存在异质性影响。     

浅议排污收费政策的改革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环境意识等主观因素的制约,现行收费标准项目不全,标准偏低.按照现行物价水平,我国排污收费标准仅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的50%左右,某些项目的收费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易误导排污单位"缴排污费,买排污权"不愿意上设施治理污染,失去了排污收费的经济扛杆作用,这也是多年来我国环境质量状况得不到根本好转的重要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要坚持收费标准略高于治理成本的原则.提出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加大调整收费标准的力度.以排污就收费和强化刺激力度为出发点,构筑新的排污收费框架体系.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来自“排污权交易”的微观证据

充分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激发企业主体自主减排潜力，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健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改革的制度解析为基础，从价值链的新视角讨论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机制，在理论上提出微观主体向下游延展的服务优化效应与向上游攀升的创新激励效应。在经验研究方面，将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匹配获得微观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在发挥二氧化硫减排作用的基础上，推动了制造企业以延展价值链为导向的服务转型，表现为创造嵌入式服务和挤出混入式服务的优化效应，但没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并没有选择创新升级；排污权交易通过提高客户集中度和固定资产投入，降低流动资产及营销支出，达到制造企业服务优化的效果；面对市场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制造企业没有增加研发投资，而是优先实施末端污染治理实现减排目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环境治理协同机制、助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排污费向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相关会计问题

一、排污费的会计处理及缺陷 随着环境管理从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的重大转变，目前对于环境污染的收费也由原来的污染物超标收费改为排污收费。化工、造纸等行业缴纳的排污费将比原来提高30％～80％，火电行业缴纳的排污费将提高近10倍。对于污染排放企业，环境政策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执行一项政策所采取的措施，及与其相关的资产、负债、收益的反映与控制也越来越被政府、社会和企业所关注。     

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15—2019年需要缴纳排污费的污染企业为样本,结合全国排污费改税背景下各地区环保税税额标准设定差异的情况,采用广义DID方法实证研究了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税力度越大地区的企业环保投入也越高,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发现,排污费改税主要通过提高排污费率与增强征管执法两个机制发挥作用;排污费改税政策效应在行政干预力度强的地区、次高污染行业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提供了排污费改税实施效果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决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提供了参考.     

环境规制能引发“创新补偿”效应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博弈分析

在“波特假说”及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补偿”效应的生成过程，发现“创新补偿”效应主要受企业创新动机、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创新补偿”效应生成的可能性。综合企业内外因素构建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引发企业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竞争与企业自身需要，但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企业R&D投入水平和创新绩效。在竞争环境中，只要具备较高的研发效率、知识吸收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经济绩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管理成本。尤其当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时，“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内的三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从多主体博弈的视角探讨行业维度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演化稳定机制,并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且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未来,可以从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转型,促进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立健全清洁生产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     

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

基于可持续发展背景,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边界。研究发现：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媒体关注显著增强了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在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调节效应。本文为企业如何提升ESG绩效找到了新的内部解决方案,也为我国环境规制和公众监督机制制定提供了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文章日益加强的环境监管背景下以出口国内增加值为切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适度设定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文章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当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保证环境规制政策灵活有效的实施以将环境治理压力转化为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帮助企业实现出口方式的转变和在价值链上的升级。     

浅谈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18个工业行业的分析

近年来,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越来越灵活。但是国内外对于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的影响还依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本文通过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法对18个工业行业的2003年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绩效是呈负相关。同时,国有产权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是不明确的。     

“双碳”目标下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影响路径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及间接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看，网络舆论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从间接效应看，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发挥了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网络舆论可以经由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三条路径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中西部地区网络舆论影响碳排放的三条路径均显著存在，而东部地区主要通过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两类独立中介效应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应加强对网络舆论的重视并进行合理引导，强化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的协作，加强不同区域间的联动，以有效发挥网络舆论的碳减排效应，推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政府环境审计会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吗?

以2009年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审计制度的审计强度较大、处罚力度较大和司法力度较大的企业，政府环境监管较强的企业以及媒体环境监督较强和公众环境监督较强的企业中。研究结论验证了政府环境审计的微观环境治理效应，在理论上拓展了企业环境绩效的驱动因素研究，在实践上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供给侧要素对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业节能减排是重点突破领域,供给侧改革是重要抓手。为探讨供给侧要素影响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的区域异质性,利用2000—2017年京、津、冀三个区域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构建工业能源强度与劳动生产率、投资强度、能源消费结构、科技创新、环境规制等供给侧要素间的岭回归分析模型,进而运用通径分析法揭示各要素间的内在机理,总结供给侧要素影响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降低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起促进作用;投资强度的上升对京津的影响微弱,但对河北省起抑制作用;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对京津起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河北省起抑制作用;科技创新对津冀的贡献显著,但对北京市的边际效应较小;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对京津起抑制作用,但对河北省的作用不明显。     

一般均衡模型中排污收费对行业产出的不确定性影响--基于中国排污收费改革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采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正成为中国在环境管理领域内的改革方向。因此，本文通过拓展Alfred(1983)建立的一个排污费分析模型，将其纳入到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分析了排污费对行业产出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文认为，中国的排污收费改革不会对中国各行业的产出造成显著的影响，并认为中国可以在环境领域内尝试更多的、更有力度的经济政策工具。     

排污权交易：国内环保制度的重大创新

亚洲银行出资七十万美元的一项环保试点工程——"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制"从2001年9月开始在中国试行,国内首个试点城市定在山西省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制"是指在国家环保标准限制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一定额度,如果企业通过治理污染,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规定额度减少,减少的部分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换取经济收益。别的超额排放的污染企业可以购买这部分二氧化硫的排放权。为些,企业支付的交易费及罚款要远远高于企业交纳的排污费,通过这种交易,企业排污将在市场机制下进行,最终提高企业的环保能力。作为国内首个试行"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制"的城市,从九月份开始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放权将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二十六家二氧化硫排放严重的企业参与示范。日前,太原市有关部门正在制定适用于二氧化硫排放许可交易的管理体系,包括排放权的分配,交易原则、监测办法等。交易制预计明年年底结束。其间国内外专家将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制定出适用于太原的排污交易体制框架,最终将在全国其他城市推广。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在太原市试点的"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可以使治理污染从一种政府的强制行为变成企业自主的市场行为,其意义值得大书特书"。     

谈火电厂环境成本核算与管理

从2003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排污费征收管理使用条例》,大幅度提高了大气排污收费标准,使环境成本成为火电厂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科学控制,巨额的环境成本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大障碍。本文针对火电厂环境成本控制谈谈粗浅认识,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政府审计、监管问询函与异常审计收费

以我国2008—2019年与政府审计的央企集团共用注册会计师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行为一致性理论探讨了政府审计、监管问询函与异常审计收费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显著减少异常审计收费；在对异常审计收费的监管中，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政府审计这一“事前”监管与问询函这一“事后”监管存在替代效应；政府审计对异常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政府审计与监管问询函的替代效应在“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丰富了政府审计、民营上市公司监管以及异常审计费用三个方面的研究，为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以及民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