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能源消耗分别作为非合意产出和投入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评估了中国TFP的真实水平,并构建以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显著促进了TFP增长。当前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使O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水平。样本期内中国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技术投入、对外开放程度与“资源诅咒”: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看贸易条件

本文基于1997-2012年中国各省级面板数据,借鉴门槛回归模型揭示了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与"资源诅咒"现象之间的作用机理,检测了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对门槛效应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得出以下结论: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对"资源诅咒"现象具有门槛效应,当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分别高于其门槛值0.0176和1.1653时,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会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产生"资源诅咒"的关键是资源依赖度;自然资源部门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的特征使得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的程度是自然资源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统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县域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对破解县域经济发展困局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5—2020年我国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传统金融效率低，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平衡发展；着力提升传统金融效率、发展水平与便捷程度，更好地发挥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地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和上海市为例,对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991年是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的"门槛点",金融发展水平是其重要的"门槛条件",山东省现阶段正处于供给引导型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而上海市处于需求跟随型阶段,上海市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是山东省长期努力的目标。     

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 ——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双重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河北省2013-2016年135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以农业技术进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正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以农业技术进步为双重门槛的非线性显著特征;当农业技术进步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最大,随着农业技术进步水平逐渐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逐渐下降.     

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流动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的两部门开放经济模型,考察了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溢出效应的作用原理,进而研究了该过程中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表明,FDI能够降低东道国人员自主创业所需的企业家才能门槛值,实现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技术外溢;金融发展效率提高能扩大"FDI对企业家才能临界值的边际降低值",通过促进东道国自主创业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基于1985-2009年全国时间序列和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受金融发展程度所限,现阶段我国FDI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外溢拉动国内经济的效应尚不显著。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进步对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只有跨越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才会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首先在东部地区显现,然后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其重要作用在于惠及民生,促进新发展。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有效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并在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研究首先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采用熵值法测算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其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地区异质性。因此,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就要用好金融科技,重视数字资产价值,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赋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共同富裕。     

FDI影响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模型,探讨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FDI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显示: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呈现出倒"U"型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城镇化水平超过特定的门槛值时,FDI与经济增长才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另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放缓。     

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以我国1989—2012年29个省份为样本,将地区金融发展作为门槛变量,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显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只有突破一定的门槛值后才会提高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程度,但这种增强作用呈收缩性增加。     

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及其实证检验——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引入发展经济学的FGT贫困指数,分别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方面对西部地区贫困水平进行了测度分解.然后基于1999-2014年中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减缓农村贫困中呈现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发展水平较低时,旅游业可以显著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但当旅游业发展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之后,上述贫困减缓效应则不再显著,并且还存在加剧农村贫困强度的潜在倾向.(2)当人均实际GDP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业并未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当人均实际GDP跨越门槛值之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的边际效应呈相反变化;而当人均实际GDP处于门槛值8717元前后区制时,旅游业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影响效应由负转正.(3)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具有正向非单调性门槛效应.     

双向FDI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的门限效应

本文基于2008年-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区域金融发展为门限变量,构建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双向FDI与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FDI和OFDI对我国各区域的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门限变量为区域金融发展.仅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时,FDI与OFDI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效果才更加显著.未来,...     

流通业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门槛效应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缩小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差距的重要举措.本文阐释了流通业在“两化”发展中门槛效应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说,并运用门槛模型对中国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流通业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门槛效应特征.结果表明,流通业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城镇在区域经济中集聚的稳定性,反映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各变量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中均呈现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流通业发展水平未达到门槛条件时,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当流通业发展水平达到门槛条件后,城镇化会对农业现代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动态效应与门槛效应

居民消费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在金融科技迅速普及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引发农村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带动下,投资已成为促进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国际技术传导渠道。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采用2005—2021年东部十二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以金融实力为门槛值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金融实力对外国直接投资单门槛效应和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都显著,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在金融实力达到一定门槛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会发生改变。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驱动还是抑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消费成为趋势。那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效应还是抑制效应呢？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实证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但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和区域非均衡特征;受居民消费意愿水平调节,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消费意愿水平以0.6259、0.7193为门槛值,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呈现先抑后扬的特点。     

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定西市普惠金融减贫效果非线性分析

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抓手。文章以全国扶贫攻坚区定西市为例,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门限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与贫困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定西市普惠金融对贫困水平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普惠金融才能显著影响贫困水平。     

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制度的门槛回归分析

相对于出口贸易的绝对量,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即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作用更重要;而不同的制度质量下,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所发挥的优势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基于门槛回归模型,本文利用2002-2016年104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数据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制度门槛效应。当经济自由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出口技术复杂度与要素禀赋没有显著关系,当经济自由化水平提高到门槛值之后,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有效体现其要素禀赋特征。因此,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视角看,当一国要素禀赋趋于高端化时,应采用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当一国要素禀赋处于低端状态时,单纯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造成出口低端锁定,相反,适当的政府管制可能会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