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会计设计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我国现有的政府预算会计必须改变内容过于简单、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以会计外环境为逻辑起点,借鉴西方的"双主体、双因素和双目标"的模式,对我国政府会计进行设计.     

论中国当前会计管理体制的创新及其模式选择

一、会计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因 (一)就内因方面来看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加快推进其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管理体制,表明了我们习惯于从政府的角度来表述会计体制的概念.它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所作出的具体制度安排."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作为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因,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把会计管理体制的创新及其现实选择,置于特定的会计环境中来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衡量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性和效益性.     

基于受托责任观下分析政府会计定位

会计的受托责任观认为,会计的产生源于受托责任关系中会计信息披露义务的要求,而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履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会计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基于受托责任观下分析政府会计定位

会计的受托责任观认为,会计的产生源于受托责任关系中会计信息披露义务的要求,而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履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会计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加强公共管理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效应在于建立与时俱进的社会公共管理体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呼唤新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职能转换意味着由社会的直接“管理者”逐步转向社会管理的“主导者”。同时，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就在于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浅谈公共危机中政府应对体系构建

公共危机应对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作。该文从公共危机的概念出发,分析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公共危机中政府的应对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完善危机应对的组织体系、预警和应对体系、法律体系等。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初探

本文以我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为研究对象,以当前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导向,从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概念入手,分析了公共危机应对处置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重点探讨了改进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对策路径问题。主要是从增强危机意识、完善法规体系、完善危机管理体制、加强危机过程管理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为政府在解决公共危机事件时提供科学合理的规范化理论参考,从而试图为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做出有益探索。     

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趋同趋势

在“新公共管理”主义倡导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世界各国政府为加强政府管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摆脱财政困难,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浪潮。这场改革正在使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沿着向企业会计趋同的方向发展。研究这一改革的进程和趋势．对于改革和构建我国的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尽快建立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非典型肺炎的爆发蔓延,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卫生危机处理机制的一次重大考验。反映出我们在应对公共危机方面还缺乏经验,缺少专业化的预警处理和协调管理体制。痛定思痛,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及时、有效、快速地处理各种突发性危机事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现代社会要求建立危机管理体制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迫切需要政府管理机构适应其变化,不断转换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服务范围以及服务的力度,改进服务方式和手段,保障其经济活动通畅和有序。其中,保护和保障公众安全,应对化解公共危机事件是所有…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各国纷纷进行新公共管理运动,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的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国现行政府管理体制问题重重,我国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指导,借鉴西方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给了我们诸如加强教育、树立人本理念,建设积极政府;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建设责任政府等几点启示,对我国政府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提高我国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度研究

公众参与公共预算是促进公共预算领域民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只有部分地区实行协商式公共预算,而且这部分地区的公众参与度普遍较低。为保障公众利益得到切实体现,作者建议通过增强公众教育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等措施来提高公众在公共预算领域的参与率,推动我国预算民主和预算公开的进程。     

口碑、口碑传播和口碑营销的辨析

口碑营销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但由于口碑营销具有复杂、无形和不为企业控制等特性,人们倾向于将口碑、口碑传播和口碑营销等同使用。本文对这3个概念的含义进行了详细的辨析,认为口碑指的是顾客对企业的看法,口碑传播指的是将这种看法传递给其他顾客的过程,口碑营销指的是以口碑传播为途径的营销方式。并进一步提出口碑营销可通过6个方面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公私合作制下城市公用事业监管体系创新研究

在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公私合作制(PPP)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正逐步应用于公用事业的建设中。本文从政府、市场、项目三个角度重点列出PPP项目中存在的风险,提出PPP项目应将不同风险分担给最有能力使风险最小化的一方。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PPP模式下城市公用事业现行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在我国经济政治体制下必须创新PPP项目的政府监管体系。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离与扭曲——一个公共政策的难题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会产生偏离与扭曲的过程。本文通过研究政策执行的偏离与扭曲的内在原因与表征现象,探讨政策执行过程的特点,提出政策执行曲线,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策执行过程的经济本质,在揭示政策执行的科学性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     

政府公共服务的企业化改革

传统政府治理中的一个误区是忽视服务提供和服务主体之间的区别，进而错误地认为如果政府放弃了服务生产者的功能，它自然就放弃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政府的自信甚至自负导致公共物品垄断性的直接生产模式，它所伴随的高成本，低效率，质量不尽人意和回应性的缺乏，不仅损坏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无端耗费了公共资源，导致普遍的低效。     

Determinants of public debt maturities

Summary This paper studies financing strategies which underlie the maturity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debt. Three important objectives for domestic public debt management are distinguished: interest cost reduction,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economic neutrality. The strategies which can be associated with these objectives are incorporated in a simple debt management model, which has been tested empirically for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Variations in debt maturities between 1960 and 1985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changes in capital market conditions, investment preferences and expected real interest rates.I would like to thank Jakob de Haan, Victor Halberstadt, Robert Haveman, Jeroen Kremers, Gusta Renes, Ben van Velthoven and two referees for valuable comments. Research assistance by Marlies Pel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Man in the public sector

Summar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model government behavior. The central thought is that in principle the same behavioral model should apply to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in the private sector as well as the public sector. The paper starts, therefore, with an outline of the contours of a general model of individual behavior. Use is thereby made of the so-called interest function approach that I developed in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Secto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3) and which is somewhat further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The model is subsequently applied to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s that make up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the approach is indicated by a short survey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obtained with it so 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