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产业一体化、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基于2003～2020年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全面评估长三角产业一体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整体来看,长三角产业一体化不仅能通过直接效应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省份来看,产业一体化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促进安徽省和江苏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浙江省城市呈现出明显的“U”型影响特征;从空间效应来看,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在空间效应下产业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鉴于此,应积极推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注重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特征,发挥产业发达城市对欠发达城市的带动作用,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变动和产业结构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测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基础上,运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红利、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率较低时,总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增长率达到相对较高水平时,总抚养比上升直至人口红利消失并不会抑制经济增长。同时研究还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自身,而且还与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关系。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来提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间接效应小于直接效应;(4)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存在边际效应减弱的趋势,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我国面临着以人口红利为代表的低成本优势的丧失以及国际上的环境规制,这倒逼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人力资本是"新常态"的重要增长引擎,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着重要依托作用。故本文试图通过2007-2016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在全国层面,人力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为显著,中西部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初等水平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我国仍需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Moore指数,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进行测算,并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阶段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浅析广东省用工荒现象及对策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基本经济社会数据为基础,从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角度分析"用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对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了解决用工荒问题,深化人口红利的政策措施,并指出广东省积极实行产业结构转型是其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人口结构、有效劳动力供给与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是经济发展中最基础和最具有活力的生产要素，其结构特征对于一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立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质量提升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情况，试图厘清人口结构的变动能否引致劳动力配置水平的改变，进而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无论采用产业结构高度化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质量提升以及劳动力流动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配置水平在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结论为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政策参考。     

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级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揭示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直接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路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可以基于地理和经济联系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立系统化的长期性政策保障体系，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浅析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纵观我国整个经济工业的发展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工业经济一直都在快速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和发达国家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应该对我国的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进行分析与讨论,从而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工业发展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与路径

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应用模式创新、产业融合创新及需求侧结构创新等支持。然而,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的依赖效应、数字经济的垄断性、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复合型数字技术人才供给不足及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缺失等因素降低了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基于此,我国应从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加强平台反垄断,加大需求侧改革,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加快数字经济与三次产业融合等方面提升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ortion and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Improv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mong cities is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this study adopts the global reference super efficiency slack-based measure model considering undesirable output to measure China's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lag model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and rationalization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the impacts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distortion of resource dependence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very one-unit increase in the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lead to a 0.0741 unit increase in ecological efficiency, but the high dependence on natural resources will inhibi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such an inhibiting effect will weake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moreover,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s not significant, nor is it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hereby propos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gree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t pres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on improv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actively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restricting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reduc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resource industries,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ive to transform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to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green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低碳经济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低碳经济所倡导的低碳发展模式是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但是,在向低碳发展转型中,存在着产业层次低、工业结构重型化等结构方面的障碍。培育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新兴产业、以及建立碳交易机制与征收碳税等措施是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而加速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的有力措施。     

金融开放、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

从金融开放对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复杂影响角度出发,探讨扩大金融开放程度是否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发现:(1)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金融开放存在一个最佳的限度;(2)在金融开放作用于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提升我国金融发展质量,进而循序渐进推进金融开放,重视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意义重大。     

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了吗?——基于对167个细分产业的考察

文章依据2004年和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从合理化、内在高度化和外在高度化等方面考察了我国制造业167个细分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在资源配置和产业质量转变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而高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缺憾。未来的产业政策导向上,应致力于引导高端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我国环社规则改革分析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中最优环境结构的相关理论,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政策实践中的相关方法(如TCI和ITCI指数等),研究在我国联合国际开发资本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对外投资中的环社规则的改革优化问题,给出了一个确定最优环社规则的方法。其核心内容是不同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环社规则存在差异,环社规则改革应与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相适应。利用该方法测算当前我国环社规则与最优环社规则之间的偏差,并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重要政策目标,或可为我国的环社规则改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人力资源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互动研究——以西安非公有制经济为例

通过收集西安市2005-2011年度非公有制经济人力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偏离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当前西安市产业仍呈"三二一"结构,第一产业人力资源数量所占比重较大,二三产业人力资源结构不尽合理,未满足西安非公有制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本文提出需要优化非公企业的发展环境,创新区域教育制度,转变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方式,以形成人力资源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良好互动的机制。     

建筑企业商品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是区域经济体创新发展应经历的必然过程。结构优化不仅包括产业内元素的合理组合,相关产业协调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后金融危机下相关产业产能、出口和资源利用都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本文所引用的某省建筑产业现状看似风景独好,但诸如经济资源重复投资带来的产业急速扩张所致累积性风险使产业间良性互动渐行渐远。本文应用计量方程对产业发展模式真实原因分析发现:以经济资源支出和金融机构帮扶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外部资金进入冲突与本土经济金融性依附使得建筑产业发展存在诸多缺陷。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     

循环经济：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是通过将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式循环过程,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在物质不断循环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因而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的事业,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增强全社会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