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

多边外交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举行国际会议等所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中国多边外交具有自己的特点,要重视处理其中的中国多边外交重要关系。     

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化的发展使内政和外交的互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对外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国内政治成为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作者探讨了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知识界等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外交决策部门的应对策略。国内社会因素参与对外关系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外交工具,但社会因素自身的特点也掣肘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双刃剑"和"设置议程"的功能。外交决策部门在统筹内外大局方面,或是"双层博弈",或强调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协调。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改变了外交部门的传统职能,赋予中国对外关系与大多数国家更多类似的特点。这种状况需要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思路,为理论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在实践上要求政府管理对外关系时超越传统主权观念,重视外国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论地方部门作为对外关系“有限参与行为体”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中央机构之外的地方部门拥有和发展全球联系网络,已成为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展开中的突出现象。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多层治理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包括新功能主义理论)和政治社会学理论都为地方部门参与对外关系提供了一般理论解释,但这三种理论存在各自的问题以及共性的缺陷,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在批判上述三种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地方部门作为"有限参与行为体"参与对外关系发展的一般解释,对该类行为体的行动前提、参与原则、目标达致进行分析。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的"有限参与行为体",关键是符合授权有限原则,强调国家对地方部门在对外关系发展方面由上而下、能够收放自如的权力授予。这一研究致力于把握对外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现实,从中央对地方授权有限原则到合作最大化目标,地方部门以对外关系"有限参与行为体"的身份参与其中,既保证对外关系原则性,也预留了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央地、内外、地地合作最大化空间。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刍议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对外交往,还包括省级地方人大的对外交往;不仅包括人大系统联合有关方面开展的针对外国议会的交往,还包括针对国际组织的活动,甚至包括针对某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交往等外事活动。研究当代中国特色议会外交,要认识它与政府外交的高度统一性、立法机关在其中的主体性以及议会交往的多样性和弹性。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议会外交要处理好议会外交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与政协外交以及全国人大外事与地方人大外事等之间的关系。从发展的角度看,议会外交正在成为贯彻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的增长点,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平台,也日益成为中国管理国际危机和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从单层博弈到双层博弈: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的变迁——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为例

双层博弈模式的特点在于从国际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视角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应用双层博弈模式观察中国外交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正在发生变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外联系密切化、行为主体多元化及大众政治扩大化。外交决策模式因此发生转型,正在由单一的国际层次博弈转向国际、国内双层次博弈。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决策者不得不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需要根据对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的综合考量后做出慎重选择。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当代中国的军事外交

我国的军事外交作为国家外交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已经同世界8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关系,在60多个国家设立了武官处,同时,向中国派驻武官的国家有40多个。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军事交往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处地位和国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创新浅析

外交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加强对外交往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连续性和大政方针的稳定性的基础上,从外交战略、外交实践以及外交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为世界多方面的交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横琴模式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

"一国两制"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一直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发展和丰富,横琴模式便是"一国两制"理论发展的最新实例。为了解决澳门特区的土地紧缺问题,以便支持其教育发展,中央出租了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的一部分土地给澳门特区,用于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建设。澳门特区依法对该校区行使管辖权,这便是横琴模式。本文主要探讨横琴模式在"一国两制"理论框架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阐述其作为一个新生的模式对今后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参考借鉴意义。     

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半独立外交”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难于用直接和全面的外交方式来实行自己提出的外交政策。但中共作为中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重视和承认。随着对外联络对象的不断增加,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交往也从民间扩大到官方,并以美、英为重点对象,逐步打开了外交局面,开始了"半独立外交"。     

双重身份与中国的机遇期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友城往来共续“朋友圈”情谊

正2020年以来,市政府外办扎实开展重点国家友城结好,积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创新推动交往模式转变,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下,积极开辟国际友城交往的新路径,着力发展"云外事",通过线上线下举办群众参与度高、展示内容全面丰富的摄影展、艺术节活动,让两地人民更加了解对方、更多地参与到本地区的国际交往中,有力促进各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力争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国内顶级的生态型产业示范园区

<正>2015年12月11日,中意宁波生态园正式挂牌成立。作为中意两国总理两次见证下诞生的国家级平台,中意宁波生态园总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是浙江省唯一、全国仅有的八个国家级生态园之一。自成立之初,中意宁波生态园就带着国际合作的属性。中意宁波生态园在国家外交框架下成立,以"国与国"的合作获得更高层次的关注和更丰富的资源,打造国家对外交往的品牌和名片。改革开放,余姚蝶变为杭州湾南翼的工业强市,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以"做强做优做精"实现自身升级。政府则通过产     

山东对外交往之最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交往。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的发展历史离不开对外交往的历史。本文所叙述的每一个"之最",实则是对外交往活动中的一次突破和一次超越。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超越.山东的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     

国际思想库网络——基于“二轨国际机制”模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国际思想库网络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形态,它糅合了思想库、国际机制、“二轨外交”和网络等诸多元素。为分析国际思想库网络的行为与作用,作者建立了一个将政策过程理论和国际机制理论相结合的“二轨国际机制”模型。“二轨国际机制”是指由各国政策研究机构组建的、旨在促进某个对应的“一轨外交”过程的非正式和非官方的国际机制。“二轨国际机制”对“一轨外交”活动的促进作用来源于它所具有的“机制的二轨性”和“二轨的机制性”的双重属性。以该模型为分析框架,作者还对东亚思想库网络进行了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义利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外交具有比较明显的人际关系和人际情感色彩,中国与他国的双边关系常常呈现较大起伏,并伴随有显著的情感或情绪性变化,这种现象难以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去理解和解释。作者借鉴中国人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经验智慧,结合理性主义和文化心理学两种范式,提出了分析中国对外关系与行为的义利逻辑。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行为通常是在追求带有情感色彩的长期关系互惠(义)与短期明确利益或理性国家利益(利)之间相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义利冲突的程度,如是否损害主权、安全等核心国家利益以及持续损害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其他重要利益。对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印关系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中菲关系两个案例的考察初步验证了这一推论。揭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义利逻辑,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基本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贯彻正确义利观,也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     

与对手贸易: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与对手贸易是国际政治领域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已有的分析路径不同,作者构建了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力图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根据该框架,国家行为体的偏好为国家安全,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是经济福利,两者的偏好共同制约着一国政府与对手贸易政策的制定。一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最终输出则不仅仅取决于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博弈能力,而且还受到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制度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研究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国内制度被认为可以帮助解决国际合作面临的一般性问题:违约问题。国内制度可以通过授权、权力制衡以及透明度来提高国家政策承诺的可信性,同时也会改变国内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均衡不同政策主张的政治力量。国内制度既是汇聚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框架,也是设定政策输出过程、影响政策本质的方法,因此合理地设计政策制定程序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