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

随着FDl的大量涌入和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FDI与服务业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本文以我国中部六省为例,选取1993-2009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FDI对中部六省现代服务业各项指标和各具体行业的贡献程度,并进行横向对比.结果表明,FDI能够促进中部地区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人数增加,从具体行业角度来看,FDI对中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贡献最大.     

安徽省服务业FDI绩效研究——基于就业和经济增长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各行业逐步开放,外商越来越注意到我国庞大的市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将对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作用。本文收集了1998—2010年13年安徽省FDI和GDP数据为样本,利用回归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的方法来研究FDI和GDP之间的关系,得出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都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出口——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1992—2011年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及服务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和服务贸易开放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每增加1%,将带动服务贸易出口增长0.92%,服务贸易开放度水平每增加1%,将带动服务贸易出口增长8.29%。Gr 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和服务贸易出口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开放度与服务贸易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方差分解表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变动的贡献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出口变动的的贡献度则较小。     

服务业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研究——以金融、运输通讯及旅游业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我国服务业市场的巨大容量和潜力正使我国成为对服务业FDI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文章选取我国金融业、运输通讯业以及旅游业为代表性行业,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三个代表性服务行业的FDI对其相应行业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三个行业的FDI与其对应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且金融业和运输通讯业的FDI对其相应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旅游业的FDI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替代作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三个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与其相应的FDI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服务贸易、服务业FDI与中国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与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服务进口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服务出口和服务业FDI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进出口和服务业FDI对我国男性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大于女性;服务进口对中高技术行业就业结构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小,而服务出口对其的正向影响相对更大;服务业FDI有助于我国中低技术行业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对中高技术行业就业结构却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的替代关系

分析了我国服务业FDI的利用现状和服务贸易进口现状。运用需求理论选择研究变量,采用1997—2011年的时间数据,通过进行协整检验、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和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对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的替代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内,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进口的贡献率最大;货物贸易进口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货物贸易进口对服务贸易进口的贡献率较小。     

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企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在省域之间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正空间溢出效应,说明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引进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欠发达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地区引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发达地区则可以借机扩大其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加快城市转型。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然后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论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从溢出渠道看,技术效率效应大于技术进步效应。与制造业FDI相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且制造业FDI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二者溢出渠道不同。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动力因素呈现地区分化特征,中东部地区主要有生产性服务业FDI、RD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人均资本存量、制造业FDI和贸易开放等,这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行业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在考虑知识流动和制度变迁效应的情况下,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利用2004-2009年分行业的数据,估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知识流动和制度改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之后,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服务业、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3个细分行业的FDI与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尽管金融业的FDI增长在统计意义上能显著影响工业生产效率,但效果比较微弱;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FDI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知识流动的增强与制度的改善能有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台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影响——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根据1989年～2007年福建省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Breusch-Godfrey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台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台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工业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台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原因,而区域工业增长却不是台商投资增加的原因。最后,本文就进一步扩大利用台资、提高利用台资质量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工业能源消费与产出协整分析

通过选取我国1998～2010年工业能源消费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对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增加值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各个工业能源消费对工业值的影响程度不同。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低碳经济背景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协调发展的建议。     

流通产业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利用1978—2009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我国不同省市的流通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区域流通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区域流通产业的发展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流通产业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弱于其对东、西部地区的贡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天津、湖南、贵州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误差修正机制显著发生,其流通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因果关系;在海南和重庆,误差修正机制发生,但两者仅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在北京、山西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误差修正机制的作用较弱,两者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不明显,但短期因果关系显著;在辽宁、江苏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误差修正机制尚未发生,两者间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仅存在短期因果关系。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inflows on output growth: An analysis of aggregate and disaggregated FDI inflows of 13 MENA econom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on overall growth, as well as its sector-specific spillovers in the Middle Eastern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20. Our major innovation is our ability to disaggregate FDI into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and examine their individual impact on growth, as well as their sector-specific spillovers by using dynamic panel GMM methodology. We find prima facie evidence that total FDI significantly stimulates growth. However, when we turn to the disaggregated FDI data, primary sector FDI adversely affects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overall GDP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secondary FDI has a ‘double-edged’ effect, benefiting its own sector (the service sector's GDP growth), but not other sectors. In contrast, service sector FDI stimulates GDP growth in mining,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thereby enhancing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Our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e incentives provided by governments to encourage FDI, which need to be fine-tuned to attract certain types of FDI (tertiary), with less focus on the primary sector     

我国垄断行业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协整理论

基于1990—2008年我国垄断行业收入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协整、Engle-Granger检验以及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与能源、交通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与能源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而与交通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显著;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     

FDI、产业集聚结构和行业创新绩效——基于制造业13个分行业面板数据的GMM分析

运用2000—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FDI和产业集聚结构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从全国整体来看,FDI、产业多样化和产业专业化对创新绩效影响为正向,只不过仅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FDI和产业专业化对高技术行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相对更大,而产业多样化对低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突出。为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行业差别化产业集聚战略、营造创新网络体系,提升制造业创新绩效。     

陕西省能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采用1991—2012年的数据,利用协整分析法检验陕西能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能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显著;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是陕西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ally Affect Developing Countries' Growth?

Two main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made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for 44 developing countries using heterogeneous panel cointegration techniques that are robust to omitted variables and endogenous regressors. The main result is that FDI has, on average, a negative effect o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across countries. Second, a general‐to‐specific model‐selection approach i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search for country‐specific factors explaining the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growth effects of FDI.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ross‐country heterogeneity in the growth effect of FDI can be explained mainly by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freedom fr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usiness freedom, FDI volatility, and primary export dependence.     

我国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协整研究

利用1995—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方法,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科技投入及增长速度3个方面研究了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这种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