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城乡包容性增长:基于数字技能视角

伴随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建设,城乡数字接入机会日渐趋向平等,但农村居民的信息素养先天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数字应用能力差异引致的数字应用鸿沟问题日益严峻.本文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技能的培育是当下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关键之匙.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数字技能的掌握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掌握数字技能显著地提升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改善城乡收入格局.此外,各项数字技能的掌握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线上商务技能、工作学习技能和娱乐社交技能对收入提升的作用力度依次递减,娱乐社交技能部分抵消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正效应.就传导机制而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从投融资两端提升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居民创业的意愿与创收的概率,同时上述效应在以往难接触到传统金融资源的农村居民更明显.基于此,本文不仅从数字技能的视角为"经济功能性活动的实践需依托于相应可行能力"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且识别了数字时代下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本文的研究对为何培育数字技能以及如何选择技能培育路径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本文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对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限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廉洁度和基础设施投资均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但现阶段廉洁度水平削弱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提升作用,且上述结论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廉洁度门槛,不同廉洁度水平下,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高廉洁度时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了包容性增长的提升,而低廉洁度时基础设施投资显著阻碍了包容性增长的提升,且相对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而言,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廉洁度的要求更高。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户的问卷调查及2000-2007年西部各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就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统计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具有积极效应;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及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等因素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作用最大。     

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效应与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

本文尝试在统一的框架下分解出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分布对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的效应。利用CHNS数据得到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引致的价格效应是工资残差不平等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同时发现,1991-2009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贫穷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而2000-2009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富有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1991-2009年间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残差不平等加剧,而城镇化和外资有缩小残差不平等的作用。     

非农就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了吗？——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目前，中国城乡教育投资和教育结果尚存在较大差距，非农就业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对其家庭教育和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知识积累、技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假设，构建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投资的二元结构模型，从教育投资角度剖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增长，并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教育投资差距；非农就业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促进效应和对城乡教育投资差距的弥合效应，主要来自于短期非农就业，长期非农就业的农村家庭会产生对子女教育的忽视效应而削弱非农就业的教育投资效应；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效应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伴随非农收入的增加，或将吸引农村劳动力较早地外出打工，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中等教育陷阱”问题。研究为非农就业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为完善非农就业政策和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教育如何提高农户收入:基于配置效应和生产效应的视角

本文将教育对农户收入增长产生的效应进行分解,并选取1995-2005年湖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抽样调查结果,构建面板数据,探讨在此期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教育通过发挥配置效应为农户收入持续增加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教育通过发挥生产效应虽然也能够对农户收入增加带来正面的影响,不过这种效应并不高;配置活动先于生产活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更有效地提高农户收入,也进一步说明了农村教育对促进农民离土增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新增长理论模型的投资效应分解方法,将信息网络基础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测算了各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具有显著而积极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但间接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体而言,中国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TFP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四川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长期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四川城镇化对农民各种收入的短期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四川农村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城镇化发展对四川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步伐,以共享增长,促进城乡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