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形式NEM对东道国GVC地位的差异性影响——基于Koopman GVC地位指数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一种日益活跃的新型国际生产形式,国际非股权投资（NEM）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紧密联系起来,并影响了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NEM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形式的NEM对东道国GVC地位的差异性影响,并基于KoopmanGVC地位指数分析了NEM对东道国GVC地位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利用40个国家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关联型和模块型NEM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岸贸易中的大陆台资企业影响——以企业GVC地位指数为视角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岸贸易受到企业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较大。为更好地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陆台企的影响,本文将宏观GVC地位指数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企业GVC地位指数的变化,研究对其生产要素选择及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通过成本效应减少参与两岸贸易企业的数量、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从影响路径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度,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岸贸易中的大陆台资企业影响——以企业GVC地位指数为视角北大核心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岸贸易受到企业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较大。为更好地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陆台企的影响，本文将宏观GVC地位指数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企业GVC地位指数的变化，研究对其生产要素选择及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通过成本效应减少参与两岸贸易企业的数量、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从影响路径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度，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基于最新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文章利用WWZ模型和WIOT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与地位的演变情况。研究表明:(1)中美服务业都已成为GVC分工的重要受益者,但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显著低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获益能力相对较弱。(2)中美服务业中以最终服务环节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下降,而以中间服务环节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上升,表明中美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在不断攀升。(3)中国服务业前向垂直专业化程度明显低于美国,但其后向垂直专业化程度却明显高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较低。(4)中国服务业中来自于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占比明显小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的价值链较短,延伸不足。(5)中国服务业中来自于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占比和增幅显著高于美国,表明中国较好地实现了国内生产分工与合作。(6)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低于美国,且其间接增加值贡献也明显小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处于GVC分工下游位置。(7)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的地位指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基于最新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WWZ模型和WIOT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与地位的演变情况。研究表明:(1)中美服务业都已成为GVC分工的重要受益者,但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显著低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获益能力相对较弱。(2)中美服务业中以最终服务环节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下降,而以中间服务环节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上升,表明中美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在不断攀升。(3)中国服务业前向垂直专业化程度明显低于美国,但其后向垂直专业化程度却明显高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较低。(4)中国服务业中来自于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占比明显小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的价值链较短,延伸不足。(5)中国服务业中来自于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占比和增幅显著高于美国,表明中国较好地实现了国内生产分工与合作。(6)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低于美国,且其间接增加值贡献也明显小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处于GVC分工下游位置。(7)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的地位指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FDI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

探寻价值链影响因素,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视角,运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GVC)地位指数,回归分析了FDI对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并阐述了其影响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FDI显著促进了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中,按FDI动机分组,市场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出口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按FDI来源地分组,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价值链升级效应更突出;按东道国行业制度环境分组,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放大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组,FDI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作用并不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前向溢出途径实现其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     

国际代工中的技术转移：过程、动机与效应

根据技术转移复杂程度的不同,该文将GVC的技术转移过程分为3个阶段,并按GVC升级过程的不同特征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国际代工中的技术转移动机。在GVC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阶段,发包商的技术转移基于自主性动机,包括进一步节约生产成本、产品质量改进和创新和规避市场横向竞争;而在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阶段,发包商的技术转移基于迎合性动机,包括实现本土化的研发外包、迎合东道国政策和代工企业的策略性行为。     

嵌入GVC的河南产业集群升级制约及对策

河南产业集群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并实现集群升级是提升河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跨国公司垂直技术转移、后向关联与东道国产业的发展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通过两种重要途径影响东道国产业发展:一是技术转移;二是产生后向关联效应。而现有文献很少将二者放在一起研究,本文则试图通过建立东道国上下游产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分析垂直技术转移与后向关联效应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跨国公司垂直技术转移方式的决定条件及其对东道国上下游产业发展的不同影响。     

中国与欧、美、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投入产出的五国模型,将总出口分解成9部分,根据9部分产生的不同价值增值含义,用真实国内贸易增加值以及GVC地位指数对中国及其他三大经济体不同行业在GVC链上的分工地位及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考虑了各国贸易迂回情况,剖析四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下游,但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向上游移动趋势明显;日本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上游,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多环节参与为主,主要处于GVC链上游,尤以高技术领域领先;欧盟以两头参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     

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

本文采用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TIVA统计数据,选定2009年服务贸易前6名的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金砖四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共10个国家,测算了这10个国家在1995~2009年间的服务业整体和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GVC_Position)"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_participation)"指数,以分析对比中国与其他9国的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参与程度。结论显示: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分行业看,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服务业整体一样,在入世5年缓冲期之后呈上升趋势,但在考察期内服务业整体和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都低于10国的平均值。     

制度质量改进能否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

文章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提出关于制度质量改进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待验假说,并利用OECD-WTO-Ti VA数据库和WGI数据库测度了46个主要国家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和制度质量,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内生门限回归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制度质量改进显著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但提升效应呈非线性特征;门限模型检验进一步表明,制度质量改进对较低层次制度质量的国家改善分工地位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稳健性分析支持上述结论,因而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而言,释放制度红利是价值链分工地位向上攀升的重要战略选择。     

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劳动收入

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劳动收入?本文围绕着这一问题,使用价值链劳动收入模型,并采用WIOD数据库进行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生产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劳动收入的提高;第二,劳动力市场竞争和贸易困难程度的提高不利于人均劳动收入的提高;第三,越上游的产业给予高技术劳动力的人均劳动收入更高。以上结果给予如下启示:首先,对劳动者而言,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应提高生产者的生产力、全球价值链专业化水平、市场的贸易自由程度和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拥挤程度;其次,如果要提高高等技术劳动力的收入,除按上述方法调控外,还应鼓励其从事更上游的行业;最后,应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使其成为能够生产和创造高特异性产品的高技术人员才。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对金砖国家经济影响分析——基于含全球价值链模块的动态GTAP模型

文章利用改进后的GTAP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分析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经济影响。在美欧众多的贸易伙伴中,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改进后的GTAP模型能够在模拟中反映全球价值链背景下TTIP(美欧自贸区)对金砖国家的影响。同时,在政策情境中文章同时考虑了美欧之间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模拟结果显示,TTIP有利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对美欧经济复苏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大部分金砖国家的经济将受到负面影响,但TTIP会提高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量。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重构全球价值链吗?

全球价值链在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由于存在"机会不均等"从而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以及存在"地位不平等"从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等问题,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面临可持续性难题,因此全球价值链亟待优化和重构。文章在阐释"全球价值链重构"内涵并据此创新性提出测度指标基础上,利用经验数据的测算结果,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现实效应作出初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已初见成效,但目前主要表现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调整层面,即"机会均等"使得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但在"地位平等"层面所获成就有限,突出表现为"一带一路"建设尚未支撑起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根本性改变。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在优化和重构全球价值链中的更大作用,需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思路和方略。     

人口结构转型能否重塑攀升价值链新动力?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进入关键转型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量结构变化;二是质量结构调整。其中数量结构变化主要是指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弱化,这一变化无疑会导致传统比较优势丧失,致使"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但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丧失会产生"倒逼"效应,从而有助于创新驱动发展。而质量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质量结构的优化,这一变化无疑会创造新的推进动能。综合来看,当前中国人口结构转型会形成推动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两种动力源,即倒逼效应和新动能。与单纯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形成的"要素驱动"力不同,这种新的动力机制本质上属于"创新驱动",这将有利于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并创造新的开放发展红利。基于1995～2011年WIOD与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所得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     

利益博弈视角下本土企业的价值链升级与能力构建

本文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博弈模型考察本土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和能力构建问题。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利益博弈导致本土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创新能力不足,且分工地位随技术进步和附加值上升而下降;本土企业借助全球价值链进行的低端升级是不可持续的,获得具有制度性优势的知识资本是本土企业实现高端升级的可行途径;中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构建可以分为静态重构、动态迁移、本土杠杆3个子策略,而释放"制度红利"构建要素质量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是本土企业构建技术能力和品牌能力并实现价值链持续升级的先决条件。     

How does intermediate consumption affect GVC positions? -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US

Using the data of the World Input and Output Table (WIOD) from 2000 to 2014,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positions of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We develop a new dual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drivers behind the GVC posi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ediate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 is moving away from both end-users and primary factors, while the U.S. is moving towards both ends of the GVCs.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GVCs is widening. (2) About 40%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VC positions of China and the U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remaining 60% i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GVC positions of the same industr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China's three major industries are all embedded in a further GVC position from households, governments, and investors (HGIs) than the US, but they are formed for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sons. The domestic direct effec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source industry, the multiplier effect is the main driver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omestic linkage effect is the main factor for the service industry. (4) The different ro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result in the difference in the two countries' consump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and the asymmetric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es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differentiation in the GVC positions of the industr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w does GVC reconstruction affect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nalysis of USA–China decoupling

The state of USA–China relat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trained. The term ‘decoupling’ has been frequently used within the narrative of USA–China relations to describe the possible outcome of the relationship. A ‘decoupling’ of the USA and Chinese economies would trigger the restructuring of existing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Given this possibility, we use the 2014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and the hypothesis extraction method to simulate several scenarios of GVC reconstru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From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1) GVC reconstructions caused by USA–China decoupling would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China than on the USA. If USA–China bilateral trade is replaced by the surrounding economies, China's GDP and employment would fall by 2.57% and 2.34%, respectively. (2) The effects on regional economies are synergistic, with the countries directly surrounding China and the USA being more affected than India and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3) USA manufacturing may benefit from the manufacturing repatriation policy, but the overall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would be limited. (4) In all reconstruction scenarios, global GDP figures are lower than they are today,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existing G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