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规模、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疆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经济增长与投资规模间长期均衡关系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与消费水平间长期均衡关系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新疆投资规模驱动的经济增长最高产出水平尚未出现，并且投资规模达到4.64666万亿元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达到最大值；新疆消费水平导致的经济增长最低产出水平出现在1979年至1980年间，并且消费水平为31.58051亿元时，消费水平对新疆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最低，对GDP的贡献仅占相应年份全部份额的1/5至1/4。新疆投资规模处于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推动作用的区间，消费水平也处于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推动作用的区间；但是新疆投资规模和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都存在一定的约束。     

70年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下,准确识别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选取1952～2018年的年度样本数据,并通过构建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和具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SVTVP-VAR)模型测度进口、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非线性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联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在长期均衡视角下,出口、进口贸易和产出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协整关系,其中出口、进口贸易增加对产出的拉动作用小于其下降带来的抑制作用,并且出口贸易对产出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贸易。第二,在短期动态视角下,出口贸易上涨冲击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对产出具有逐渐衰减的正向拉动效应,而进口贸易上涨冲击对产出起初具有正向促进效应,随后快速转为负向抑制效应,最后渐进地转为正向拉动效应。第三,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等重要时间点上,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表现出逐渐减弱的拉动效应,而进口贸易表现出稳步增加的促进效应。因此,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中国应继续实施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同时也应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以创新驱动代替过去的要素驱动,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逐步告别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供给侧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研究

在以需求侧驱动转向供给侧驱动为主导的经济新常态下，FDI作为综合性投资方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基于供给侧视角，论证了C-D生产函数机理，量化经济增长方式；从而通过协整检验以及VEC模型探究FDI与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长期均衡效应和短期动态波动机制；进而基于VAR模型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FDI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长期均衡对短期动态波动具有反向修正机制；FDI受到单位冲击后引起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强烈正向响应，并且FDI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贡献率达到了11%。     

2016年第11期广东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研究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应从投资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又是创新驱动的核心内容。广东科技创新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广东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尚不十分清楚。文章利用2004-2013年广东全省及其各地级市数据,分别采用非参数和参数法考察广东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仍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逐渐增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正在缓慢增长。广东科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效率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并且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创新效率是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知识空间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以珠三角城市为例

本文采用2005~2015年珠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和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了知识溢出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文章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并将知识产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解为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总效应为正并且很显著,在经济权重矩阵下作用更大,说明知识产出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正但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作用效果不同;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一个城市知识产出增加能正向促进相邻城市经济产出增长。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互动关系--基于GDP溢出效应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GDP溢出效应视角,基于金融、贸易、投资和国际石油价格4个传导机制和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链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伙伴关系越来越重要,经济互补性较强,两者间的6个宏观经济变量存在共同波动态势和长期均衡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增长幅度平均可达0.21%;"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提高该地区双边进出口贸易平均幅度可达0.63%和1.02%;贸易和投资传导机制占主导地位,但后者作用越来越显著,并且对发达国家不存在"挤出效应"。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探讨了要素流动性在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利用2006—2018年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考察了以人力资本流动性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存在人力资本流动性的双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值后,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因此,城市在利用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关注人力资本流动的门槛效应,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对于创新中心城市而言,要注重进一步培育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创造有利于创新转化的客观环境.而对于非创新中心城市来说,可以通过提升要素流动性,增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同时改善城市创新环境.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4～2006年的时间序列,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带来FDI的流入;从短期看,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出现了偏离,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如长期显著。     

可再生能源、中间产品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中间产品质量创新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在可再生能源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基于市场主体最优决策的均衡增长路径,较为完整地分析了市场均衡中能源资源、研发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我们采用多种连续中间产品的产出效率来刻画技术创新,求解并讨论了经济系统的均衡增长路径及其存在条件,运用比较静态和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各类参数的长期产出增长效应和能源消耗增长效应。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航空运输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为例

文章选取1993-2012年间反映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空运输能力的指标和南京市GDP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分析,具体探讨禄口机场与南京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因果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禄口机场航空运输能力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航空运输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现阶段机场发展仍以接受区域经济带动为主,临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2)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空运输能力的提升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持续的正向拉动效应。     

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研究——以广西为例

综合运用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对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创新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冲击效应,并具有长期持续的积极贡献;且经济增长对区域创新的脉冲响应更为敏感。研究还发现国际产业转移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在长期,经济增长对区域创新水平的贡献率逐渐提高。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直线无量纲化法构造1985年-2008年新疆环境负荷综合指数,利用随机回归影响模型（STIRPAT）分析了16岁-64岁人口比重、人均GDP、工业能耗强度对新疆环境负荷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种因素对新疆环境负荷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次,基于VEC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三种因素对新疆环境负荷的正向作用都具有持续性特征,并且长期来讲人均GDP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大。研究认为,在目前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下,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有效的市场推动方式和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降低环境负荷水平,实现新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研究——1961～201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和现实各国极大关注的问题。本文以美国为案例对1961-2010年样本区间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文章在利用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应用协整方法对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作预测。结果表明,在1961-2010年样本区间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缺乏长期的均衡关系,1990-2010年样本区间内则存在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如果美国继续提高国防负担,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投资规模

本文选取了中国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质量,以及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投资规模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和以产出与投资比为代表的投资效率具有负相关关系,表明中国金融发展贡献仍有提升空间,依据实证结果提出有依据的政策建议,即保持金融发展速度同时重视质量的改善。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日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2000～2011)

本文使用GARCH模型度量了人民币对日元实际汇率的波动性,并基于VAR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日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内,中国对日进出口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和负向的汇率波动效应,出口价格效应为正,进口价格效应为负,且出口价格弹性大于进口价格弹性;中国实际收入是推动中日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短期内,人民币贬值不能改善中日贸易逆差状况,并且向长期均衡的调整速度较慢;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中日贸易的长短期影响均不显著。因此,中日贸易问题的根本不在人民币汇率,而在于中国经济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新疆R＆D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新疆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新疆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尽管新疆的R＆D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的长期效果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经济增长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及R＆D投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状态调整的能力较强。为此,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促进新疆经济快速发展。     

新疆建筑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新疆建筑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建筑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关系,经济增长长期拉动建筑业的增长,且经济增长对建筑业的长期影响比其短期影响大。     

福建省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的研究

利用福建省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该省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关系,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都具有正向作用,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长、短期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952 199和0.542 955。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的规模的格兰杰原因;滞后4期的高等教育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重商主义、国外资产积累和最优社会福利

本文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模型化重商主义的两大主题即"力量"与"繁荣",并考察了重商主义发展和关税保护政策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重商主义发展程度的增强不仅提高了长期均衡的国内外产品消费水平和国外资产持有水平,而且提高了整个生命期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进口关税的增加提高了长期均衡的总消费水平和国外资产持有水平,但降低了整个生命期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并且,H-L-M效应是存在的。本文的理论研究既为发展重商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一个理论支持,又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广东省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的验证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广东省1978～2007年的财政支出与GD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广东省GDP和财政支出总量之间有着正向的关系,并且它们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