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公共精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培养公共精神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才可以建设良好的公民道德品质。公民道德的缺失一直是困扰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因此分析公民公共精神缺失的表现及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势在必行。本文通过界定公共精神的概念,及阐述现代中国社会公民缺乏公共精神的表现,从而试图讨论培养公共精神的有效路径。     

罗尔斯公共理性所彰显的公民精神

罗尔斯公共理性是民主国家的政治理想,是公民的政治理性。罗尔斯公共理性所孕育的公民精神是极具理想性和批判性的公民精神,是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进行谋划的公民精神。     

“社会”的缺失与回归: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以社会概念反观中国社会的结构与转型,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缺位。文章认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意味着在国家层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公民的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公民社会组织层面,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建立平等协商的对话沟通平台;在个体公民层面,则要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培养公民的公民意识,使每位公民具备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愿望和相应能力。     

公民社会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公民社会包括私人领域、社会组织和公共领域等要素,体现人本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等基本社会价值和法治原则,形成以契约精神为基础,以公民精神为集中体现的公民文化。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价值取向、教育形式和主体性均提出挑战,应该引以重视。     

公共精神与政府善治的建立

公共精神是政府善治建立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公共精神的孕育要以政府善治的实现为根基。在当前我国推进政府善治的过程中,必须在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树立起足够的公共精神,这需要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及西方公私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家相关体制的改进与创新,并努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培育公民社会。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目标、根基与可行路径分析

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考量需要与民主政治发展密切勾连展开。民主政治发展贯穿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二者互相促动,和谐共进。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目标是社会冲突的预防与化解,肯认与生成共识是其根基。冲突的化解与共识的凝练需要政府的回应。政府的有效回应需要公民与公民社会的监督与制约。这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行路径。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目标、根基与可行路径分析

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考量需要与民主政治发展密切勾连展开.民主政治发展贯穿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二者互相促动,和谐共进.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目标是社会冲突的预防与化解,肯认与生成共识是其根基.冲突的化解与共识的凝练需要政府的回应.政府的有效回应需要公民与公民社会的监督与制约.这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行路径.     

试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伦理精神

和谐社会需要有公民的伦理精神的支持.公民伦理精神的建立对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它能减少或避免因公共生活摩擦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伦理精神有了一定的生长和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当前,对于公民伦理精神的培育和提高,一是要建立社会信任,增强人际合作与凝聚力;二是要强化荣辱观念,营造扬善抑恶的道德氛围;三是要借鉴成功经验,推进和转化公民道德意识和成果.     

提升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建议

当公共精神研究在我国渐成气候时,大学生公共精神也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本文从学校、自身、社会三个维度提出大学生公共精神培养的建议,同时在对大学生这一未来公民的公共精神培养的具体策略上要紧贴公共精神的表征内涵,寻找完善培养大学生公共精神的进路。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地方政府信用重构

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到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发展,更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的信任程度和信任范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建构以诚信机制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要求行政体系注重诚信意识。当前,重构政府信用,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发展公民社会,塑造公共精神,完善社会资本,建立透明政府,以促成＂善治＂的形成。     

从"798"引发的思考看政府在首都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政府发挥作用,要合理区分政治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三者的界限,要爱护艺术家们的创造性,要因势利导。政府在首都文化生活中最关键的作用就是铸造“首都之魂”———打造北京的文化品牌。人们对文化共同价值观念的确定,成为凝聚和激励城市各阶层群体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从而为建设首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文化是城市之魂,失去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乃至一种精神。文化也是生产力。必须充分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充分认识没有文化的经济是没有前途的,文化经济一体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经济人"与"公共人":政治制度设计的人性择拟

"经济人"与"公共人"是人们在政治研究中所进行的制度设计的人性择拟.在人的本性依需要而定的逻辑判断下,引导人的行为主要有道德说教和制度规范两种方法."经济人"预设与"公共人"导向都以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为中轴.作为对人性的正当引导与合理预期,制度设计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防止利己主义的发生,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基于此判断,公职人员在事实上可能以"经济人"的方式生活,但在价值层面上必须坚持以"公共人"为导向.     

30年代新感觉派创作与90年代晚生代创作之比较

30年代的“新感觉派”创作和90年代的“晚生代”创作都是中国文学中真正的都市文学创作,由于产生社会环境的相近,二者都有着相同的世俗性的创作特征;同时,由于文化背景和具体境况的不同,二者在先锋性上也有着差异。因此,从产生背景进行二者的分析比较,能够更明晰的探究他们创作的不同与特点。     

诚实信用原则浅析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统帅整个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是从德国民法中移植的,它由遁德心理、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三个层面构成,对平衡当事人之间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起着重要作用。     

从“德”与“力”的关系看当今官员腐败问题

十八大之后,腐败案件频频曝光,查处力度之大,涉案领域之广,涉及官员人数之多,这种"井喷式"的反腐治腐成果让普通民众拍手称快。但在民众口诛笔伐之时,当前官员的权力、能力与道德的关系更值得深思。文章从当今社会道德体系局部失范、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的现状引发出关于"德"与"力"关系的思考,指出以"德"与"力"为着眼点,加强当代公务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道德教育,并探寻政府反腐倡廉建设,重塑官员人民公仆形象的有效途径。     

论见义勇为损害的合理分担——兼论以民法思维确立见义勇为损害分担规则的局限

见义勇为行为究竟应当界定为公法行为还是私法行为,学者们态度不一.笔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行为性质认识的不同体现着学者不同的思维模式,根源于学者对公民与公民及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认识的不同.从民法思维来看,见义勇为体现着市民社会的互助精神；而在公法角度来看,见义勇为意味着公民对国家责任的协助履行.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因其义举遭受的巨大损失难以在个体公民之间分担的窘境凸现了民法思维的局限.本文作者力图突破民法思维的局限,增加国家的补偿责任,从而从根本上改善见义勇为者的处境.     

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构建和谐社会

“底线道德”与“共同价值观”在功能和地位上构成了公共精神不可或缺的两部分。公共精神作为一种观念或规则,其内在价值可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共意识培育的理论进路和出路

公共意识培育的研究要有明确理论进路和出路。其理论进路是明确区分公与私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意识与公民意识、公德意识、公共理性及公共精神概念,并探寻公共意识与个人意识间的联结。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理论是路径模型,陌生人社会理论中的契约精神和法律精神是制度支持,信任和责任等公共理性则是价值支撑,这些理论提供了公共意识培育的出路借鉴。     

青年学生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青年学生全面发展的时代性要求: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有机结合、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同时兼顾、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增强、主体性与社会化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对高校德育的启示: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既是高校德育的根本目的,也是高校德育过程的体现;高校德育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协调发展;高校德育要切实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